江西
1971年6月，北京，谢觉哉去世后，王定国没有留在原来的住所，而是主动找到组织，提出按自己的职务和级别重新安排住房。这位年近六旬的老红军说得很直接：“我有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在许多人看来，她完全可以继续住下去。谢觉哉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务，家属按有关规定居住并不为过。可王定国不这么想，她坚持搬离原来的房子，也辞去了司机和秘书。
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住房调整，背后却是她一贯的处世方式：不把丈夫的地位当作自己的资本，不向组织伸手，也不因家庭关系获得特殊照顾。她一生经历过枪林弹雨，后来又生活在国家机关大院，身份变了，做人的尺度没有变。
王定国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个年代，普通人家连温饱都难以保证，她的妹妹就因饥饿离世。贫困带来的不只是饥寒，还有对旧生活的切身体会。
大约15岁时，川东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发展，秘密组织来到营山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没有读过多少书，却很早懂得了“穷人为什么受苦”这件事。她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听过多少大道理，而是因为亲眼见过生活的残酷。
参加红军后，她承担过宣传、文艺等方面的工作。长征途中，草鞋、单衣和饥饿是许多战士共同面对的难题。翻越雪山时，寒风从衣服缝隙里钻进去；穿过草地时，脚下看似平静的泥水，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其中。
王定国后来回忆，那段路最难的不是某一天，而是每天都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战友之间彼此搀扶，谁的脚伤了，旁边的人就帮着背一段；谁的粮食没有了，大家便想办法匀一点。红军队伍就是这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
她还记得，毛泽东在行军中常常徒步前进，用带有湘潭口音的话给战士们鼓劲。对普通红军来说，领袖是否和大家一起走，意义并不抽象。那是一种看得见的带头作用，能让疲惫的队伍重新提起精神。
长征结束后，王定国并没有马上过上安稳日子。她所在的文艺宣传队后来被国民党军队扣押，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囚禁生活。直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机构展开营救，她和战友们才得以脱离险境。
负责接触和营救被关押人员的，正是谢觉哉。谢觉哉比王定国年长29岁，当时已经是党内资深干部。见面时，他认出了这个曾在长征路上帮助过自己的年轻姑娘。
那次相识，源于一件并不起眼的小事。长征中，谢觉哉负过伤，手脚不便，衣服破了也难以缝补。王定国看见后，接过衣物替他补好。针线活在战乱年代很普通，却让这位年长的革命者记住了她。
1937年，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间简陋平房里，谢觉哉向王定国表达了结为夫妻的愿望：“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如果你愿意，就组成革命家庭吧。”王定国没有说太多，只是点了点头。两人的婚礼十分简单，却从此共同承担起家庭和革命工作的双重责任。
婚后，他们先后在兰州、延安等地生活。王定国文化基础薄弱，谢觉哉便耐心教她识字读书。对一个长期在农村和部队中生活的女性来说，学习并非轻松的事。她一边照料家庭，一边补文化，逐渐能够阅读报刊，也开始接触书画。
有意思的是，王定国并没有因为成为谢觉哉的妻子，就被简单地定义为“干部家属”。她长期参加工作，有自己的岗位和待遇，也有自己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她继续在相关单位工作，生活作风始终朴素。
夫妻二人共育有七个子女。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既受到父亲严谨治学、勤勉工作的影响，也受到母亲坚韧自立、待人宽厚的影响。七个子女后来分别在不同领域工作和生活，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但家中很少把这些当成炫耀的资本。
谢觉哉去世后，王定国仍然保持着克制。她不摆老资格，也不把过去的功劳挂在嘴边。有人问她长寿有什么秘诀，她只是笑笑，不愿意把这件事说得神秘。家人提到，她饮食简单，作息随意，喜欢书画，与人相处时更愿意看优点。
她的一生跨越107年，从民国时期的乡村贫困，到红军长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经历了多个重要历史阶段。她既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战士，也是谢觉哉身边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更是一位有独立人格的女性。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在北京逝世，享年107岁。她留下的，不只是“老红军”和“谢觉哉夫人”这两个身份，还有一套贯穿一生的生活原则：该承担的事情不推脱，不属于自己的待遇不索取，走过多少风雨，也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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