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清晨,福建马祖机场,一架运输机因跑道简陋,降落时擦伤机翼,暂时无法起飞。机舱附近,三名刚刚叛逃的解放军人员正等待国民党方面安排转运。他们没有想到,原本被视为“投诚英雄”的逃亡,很快会变成一场仓促而混乱的接应行动。
这三个人,正是吴文献、吴春富、吴珍加,彼此是堂兄弟。前一夜,他们驾驶解放军登陆艇驶入马祖海域,并用战友的鲜血写下“起义投诚,望军接应”八个字。艇上,躺着七名被杀害的解放军官兵。
事情发生在福州军区守备部队执行运输任务期间。登陆艇从马尾港出发,目的地是霞浦。按照当时的海上航行规定,接近马祖一带后,艇上需要关闭通信设备、熄灭灯光,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危险正是在这段黑暗中发生的。
艇长甘久郎当晚值守,吴文献也在驾驶位置附近。趁着其他人员休息,吴文献从背后突然袭击,将甘久郎杀害。随后,吴春富和吴珍加持枪进入舱内,对熟睡中的战友开火。
枪声过后,七名官兵遇害。三人之所以能够控制登陆艇,与他们在艇上承担的职务有关:有人负责航行,有人掌握武器,有人熟悉轮机。这样的岗位安排,使他们得以在短时间内夺取整艘艇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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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选择逃往偏僻海岸,而是打开灯光,挂出投诚标语,直奔马祖国民党据点。这个举动看似张扬,实际上是算准了对方急于制造宣传事件的心理。
马祖守军看到标语和尸体后,立即接收了登陆艇。吴氏三兄弟被洗漱、换衣,还接受了记者采访。国民党方面把他们包装成“弃暗投明”的人物,准备借此证明大陆军队内部出现动摇。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高层真正看重的,并不是三个人本身,而是他们杀害战友后投敌的象征意义。台湾方面很快决定派飞机把三人接走,并安排记者跟踪报道,甚至准备举行公开宣传活动。
消息传回福州后,军区判断这不仅是一起严重的叛逃案件,还可能被敌方利用,作为对大陆军队进行心理战的材料。皮定均将情况上报,周恩来得知后明确表示:“如果有把握,就在去台湾的途中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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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的关键,在于“有把握”。马祖距离台湾较近,飞机飞行时间短;同时,国民党方面很可能安排护航力量,甚至派出多架飞机扰乱判断。贸然出击,既可能误伤其他目标,也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空中冲突。
福建军区因此调集战斗机,利用平潭方向的雷达观察马祖机场动静。国民党飞机一度反复起降,试图摸清解放军的反应。解放军飞行员多次进入战备状态,又因目标不明而暂缓行动,空中拦截始终没有贸然展开。
临近下午,雷达终于锁定一架水陆两用机的航向。判断显示,三名叛逃者很可能就在这架飞机上。命令随即下达,战斗机编队升空,向目标海域飞去。
战斗过程并不轻松。敌机附近有护航战机活动,解放军飞行员需要分散对方注意力,再寻找攻击机会。胡英法驾驶战斗机接近目标,第一次攻击因距离较远没有命中,但他没有立即退出,而是继续压缩距离,迫使敌机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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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架战斗机随后赶到。飞行员李纯光从有利高度发起攻击,击中敌机发动机。受创后的水陆两用机试图降低高度和速度,借此让追击战机陷入危险姿态。李纯光识破后迅速调整角度,再次攻击。
飞机最终坠入海中。机上的吴氏三兄弟,以及随行的国民党人员,无一生还。原本被台湾方面当作宣传样板的一次接运行动,就这样在海上结束。
这起事件中,七名解放军官兵在睡梦中遇害,三名叛逃者也没有机会抵达台湾。国民党方面想借他们大做文章,结果不仅宣传计划落空,还损失了前来接应的人员和飞机。那架登陆艇,则成为这场叛逃案最直接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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