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一大代表，37岁遭人密谋杀害，若能活到建国后地位将不一般

1927年5月，武昌中山大学礼堂，37岁的李汉俊站在李大钊追悼会的讲台上，面对台下师生说道：“革命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有牺牲的准备。”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句话很快会落到他自己身上。

李汉俊，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少年时期，他便显露出过人的学习能力。1904年前后，他东渡日本求学，最初接触的是土木工程。那时的日本，已经展现出近代工业国家的面貌，这种强烈反差，使他不断追问：中国积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留日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关注《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与单纯学习工程技术相比，李汉俊渐渐意识到，国家的贫困和社会的不平等，并非修几条铁路、建几座工厂就能彻底解决。制度与思想，同样需要改变。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留学所得局限在专业领域。李汉俊放弃了原本熟悉的理工道路，转而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学习日文、法文等资料。回国之后，他不是以军人或实业家的身份出现，而是拿起笔，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人物。

1918年归国后，李汉俊先后在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和报刊工作，撰写文章，翻译资料，向知识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早期中国能够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陈独秀、李大钊，也离不开李汉俊这样埋头整理和阐释理论的人。

那时，宣传新思想并不是轻松的事。书籍难找，读者有限，政治环境又十分复杂。李汉俊的文章却尽量把抽象理论讲得明白，他关注工人处境，也讨论社会组织和革命方法。很多后来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正是通过这些文字，第一次知道马克思主义并非海外的空泛学说。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李汉俊是重要参与者。两人分工各有侧重，陈独秀负责联络和组织，李汉俊则在理论宣传、文件起草以及培养骨干方面投入很多精力。上海小组成立后，武汉、北京、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进步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李汉俊和武汉的董必武保持着密切联系。董必武后来回忆，李汉俊对理论问题看得很深，谈话时常常直截了当。他并不是擅长逢迎的人，遇到不同意见会据理力争，这种性格既让他显得锋利，也使他在党内合作中承受了不少摩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汉俊不仅是代表，也是会议筹备和联络工作的重要承担者。会议最初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处民宅举行，参加者需要格外谨慎。一次，巡捕突然前来盘查，现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李汉俊熟悉外语，出面与巡捕周旋，尽量把聚会说成普通的家庭活动。巡捕离开后，代表们没有继续冒险停留。经过安排，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南湖会议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上海会议因安全问题中断后的继续。

中共一大结束后，李汉俊与陈独秀在党务方向、工作方法等问题上出现分歧。陈独秀后来赴广东任职，李汉俊一度主持上海方面的工作，但双方矛盾并未消失。1922年前后，他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继续从事教学、写作和马克思主义传播。

这段经历颇能说明早期革命者的处境：组织刚刚建立，制度尚未成熟，个人之间的性格和判断，常常直接影响工作推进。李汉俊理论功底深，却不善于妥协；他看重原则，也容易把争论推向尖锐。革命队伍需要这样的人，但这样的性格同样会带来现实代价。

在武汉期间，他参与学生运动，支持工人和农民争取权益。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形成，大革命迅速发展，李汉俊也曾对革命形势抱有期待。然而，随着国民党右派势力扩大，反共倾向日益明显，他对合作前景逐渐失去信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武汉方面的政治局势也急剧恶化。李汉俊没有离开武汉，仍坚持公开或半公开地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这在当时等于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同年冬天，李汉俊被捕。关于他被捕后的具体经过，史料记载存在细节差异，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没有经过正常审判，便在武汉遭到秘密杀害，年仅37岁。那是1927年12月，距离他在追悼会上讲出“牺牲”二字，不过半年左右。

李汉俊遇害后，革命组织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公开悼念几乎不可能。由于他没有留下大量显赫的军事功绩，姓名也未能像一些将领那样广为人知，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理论传播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留有他的足迹。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李汉俊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属颁发革命烈士光荣纪念证。证书由毛泽东签发。一个曾经在报刊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一大会场外化解危机、又在武汉坚持工作的知识分子，终于以革命烈士的身份被正式载入新中国的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