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公共生活（下） | 社会科学报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了AI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将深刻塑造人类的公共生活。如何顺应科技发展，推进制度创新，维护自由、平等、爱与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原文 ：《AI时代的公共生活》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李石

图片 |网络

【前文已于2026年8月30日推送】

AI 时代的教育

传统教育范式可概括为“传道、授业、解惑”，在AI时代，这三项功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首先，“解惑”功能正面临被AI大规模替代的风险。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解题需求，还是成人社会的信息检索，AI均能提供即时、准确、个性化的反馈。这一趋势使得传统师生间单向度的答疑机制被显著削弱。

其次，“授业”可进一步拆解为“普遍知识”与“技能传授”。对于普遍知识（如数学公式、物理定律等）的传授，AI具备较高的替代潜力；相反，技能培养不仅依赖认知输入，更强调具身实践与动态反馈。诸如器乐演奏、体育运动及演讲表演等领域，仍需教师在场进行动作矫正与状态调控。因此，技能型教育在未来仍具有较强的抗替代性，且可能催生个性化辅导与小众教学模式的发展。

再次，“传道”作为教育的最高层级，最难被技术所取代。中国的传统教育不仅关注知识与技能的传递，更强调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塑造。这一过程高度依赖教师的言传身教与情境化互动，而非道德教条的机械灌输。道德内化发生于具体的奖惩实践与集体生活体验之中，AI若仅承担行为监测或规则提示功能，难以触及价值教育的本质。换言之，真正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仍是教师的人格力量与实践智慧。

基于此，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部分观点认为“大学课堂已死”，具体表现为学生课堂参与度下降、注意力涣散。对此，教学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大学课堂应从知识灌输转向对话、辩论与探究式学习。大学教师不应再扮演“传声筒”式的知识搬运工，而应成为知识创新的引领者与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者。唯有在知识生产的前沿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学课堂才能在AI时代维系其合法性与存在价值。

AI 时代的情感生活

在AI时代，人类的情感生活亦将发生深刻变革。近期有观点提出，“亲密”与“关系”正在发生分离：个体可能不再依赖真实的人际联结，转而寻求AI的陪伴。由此引发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否能够与机器人谈恋爱？从概念分析来看，这很难成立。“爱”意味着将对方视为目的本身——我爱一个人，必然将对方的幸福作为我行动的目的。然而，机器人是被制造出来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若将机器人作为爱的对象，就必须同样将其视为目的，承认其自身具有需求，但这与其作为“服务于人的产品”这一根本属性相矛盾。机器人及相关产品或许可以满足人类欲望，却难以成为爱的真实对象，亦难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情绪价值。所谓AI情感陪伴的商业前景，不仅取决于其能否模拟情感回应，更关键的是其是否具备主体性。

当然，现实中已出现个体与AI建立强烈情感依赖，甚至受到AI影响而做出极端行为的案例。此类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AI能够表现出如同具备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人类特征，从而制造出情感幻觉。人在被欺骗或自欺的状态下，可能错误地将AI当作具有目的性的存在，进而陷入情感纠葛。与之相比，宠物虽然在理性能力上有限，却拥有自己的生命、目的与主观意志，更容易成为爱的对象，也更容易为人类提供真实的情感回应。真正的情感价值并非单向的需求满足，而是在爱与被爱之间形成双向关系。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了AI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将深刻塑造人类的公共生活。如何顺应科技发展，推进制度创新，维护自由、平等、爱与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但“发展优势未能完全转化为话语优势”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破局关键在于挖掘“体用不二”的中国哲学智慧，超越将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传播能力相互割裂的传统思维模式，深刻把握知识之“体”与传播之“用”的动态互构关系，在二者的双向赋能中探寻知识自立自强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协同演进之路。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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