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王季范一家受邀进京，毛泽东没有只派人接待，而是亲自登门相见。两人叙谈往事，话题由湖南旧事转到延安，又从延安转到王德恒。这个名字一出现，屋里的气氛顿时沉了下来。
王德恒是王季范唯一的儿子，也是毛泽东的侄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在湖南大学经济系读书，便和一批进步青年商量前往延安。王季范舍不得独子远行，却没有把他留在身边。
“国家正在危急关头，年轻人总要做些事情。”
王季范后来回忆，儿子说起延安时，眼神十分坚定。他告诉父亲，那里有抗日的队伍，也有追求光明的青年。王季范最终通过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请老同事徐特立帮忙，为儿子安排了前往延安的路线。
从长沙到西安，再由西安转赴延安，路并不好走。王德恒抵达后，先去见毛泽东。他从棉袄内层取出父亲的亲笔信，双手递了过去。毛泽东读完信，询问他的身体和一路见闻，随后特意提醒，延安的生活远比长沙艰苦。
王德恒回答得很干脆：“我不怕吃苦，父亲早就说过，表叔为了百姓吃了很多苦。”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经过批准，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进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在毛泽民等人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受过城市教育的青年而言，这意味着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接受纪律、战争和地下工作的考验。
有意思的是，王德恒并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亲属而得到特殊安排。相反，在那个年代，亲属身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保密要求和更大的风险。组织把他放到艰苦、危险的地方，正是因为他愿意承担任务，也能够经受锻炼。
1942年，王德恒奉命回湖南执行秘密工作。抵达益阳后，他的身份暴露，必须尽快转移。妻子闻讯赶来，带着女儿协助掩护。当地群众帮忙准备船只，一家人刚离开渡口，追捕人员便赶到岸边。
船行不远，岸上有人逼迫船夫靠岸。王德恒的妻子把手表塞给船夫，请他立即开船。危急之中，王德恒跳入水中，试图借水路脱身，枪声随即响起。妻子没有独自离开，而是留在当地寻找他的下落。
连续打捞多日后，遗体才在河边被发现。消息传回长沙，王季范悲痛万分，却仍要求家人暂时保守秘密。那时地下工作牵涉许多同志，王德恒的身份不能公开，连亲属也只能忍住悲伤。王季范的妻子后来长期精神恍惚，常把孙辈错叫成儿子的名字。
噩耗传到延安时，毛泽东同样十分悲痛。但由于任务性质和当时的工作纪律，他没有立即把消息告诉王季范。于是，这个父亲在多年间始终不知道儿子的确切结局，只知道王德恒仍在外执行任务。
1950年的这次会面，毛泽东终于亲口说明经过。他握着王季范的手，含泪说道：“九哥，德恒的事，我难辞其咎。”
这声道歉，并不是说毛泽东亲自决定了王德恒的生死，而是因为当年正是他批准、支持王德恒走上革命道路，又曾参与安排相关工作。对于一个把独子送出家门的父亲来说，毛泽东心里一直有一份难以放下的歉疚。
王季范没有责怪表弟。他明白，王德恒选择的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事，而是抗战年代许多青年共同面对的道路。他对毛泽东说，儿子为抗日和革命牺牲，死得其所，家人以他为荣。
谈话之后，毛泽东邀请王季范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1950年国庆观礼。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王季范不仅是亲属，也是毛泽东早年求学道路上的重要帮助者，更是那个家庭中少数长期支持革命选择的人。
毛泽东两岁起曾寄居外祖父家，与王季范兄弟相识。王季范年长，曾带他接触私塾，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毛泽东求学长沙，学费和住处都遇到困难，王季范替他向学校立下字据，按月从工资中偿还，还腾出房间供他居住。
一张书桌，两个人轮流使用。毛泽东先做功课，王季范再备课批改作业，常常忙到深夜。这样的帮助不在公开场合，却直接解决了求学者最现实的难题。
1915年，毛泽东等学生因“驱张运动”面临处分，王季范联合教员为学生据理力争，促使校方撤销决定。1925年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遭到追捕，又曾连夜到王季范家中求助。王季范为他准备衣物和路费，并设法安排藏身之处。
1927年，两人在长沙匆匆告别。由于纪律要求，毛泽东没有透露更多行踪。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持续二十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王季范再次来到北京，兄弟二人终于坐在一起，却已隔着一个牺牲的王德恒。
1952年，在毛泽东多次邀请下，王季范一家迁居北京。一次在丰泽园聚餐时，毛泽东当着家人的面介绍说：“没有王季范，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这句话背后，有少年时代的启蒙，有求学路上的资助，也有革命岁月里一次次不计风险的掩护。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