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5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的遗骨安葬仪式举行。这个名字，已经离开人世整整20年。远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宋希濂听到消息后，情绪突然失控，失声痛哭，并向管理人员承认：当年执行蒋介石命令、负责处理瞿秋白的，正是自己。
这句话，在狱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宋希濂并非普通军官，而是1935年长汀一带国民党军队的指挥者。瞿秋白被捕、审讯以及最终遭到枪决，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可这段往事，不能只用“奉命行事”四个字轻轻带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因肺结核病情严重，无法随队远行，组织决定让他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开展宣传和地方工作。有人劝他想办法赶上队伍，他却选择留下。
长征队伍出发时，瞿秋白把自己的马让给了年长的徐特立。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人提起。对当时的瞿秋白来说，留下并不是被动等待，而是明知危险仍承担一份责任。
1935年2月，他与何叔衡、邓子恢的妻子张亮、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等人设法突围。队伍中有人年事已高，有人身怀有孕，瞿秋白又患重病，行动十分艰难。原本安排好的接应，也没有按时出现。
在福建长汀水口附近，几人遭到国民党军队搜捕。何叔衡为掩护同伴突围，跳崖牺牲。邓子恢借助地形脱险，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则暂时藏匿下来，商量用假身份应对盘查。
瞿秋白化名“林琪祥”，自称医生，张亮和周月林也各自编造了身份。被捕后，他们的口供一度没有被立即识破。张亮、周月林甚至被放出，瞿秋白也尝试通过友人和家属寻求保释。
变化发生得很突然。
国民党方面接到密电，要求彻查俘虏中是否藏有瞿秋白。宋希濂随后命人逐一辨认。军法处人员吴淞涛曾听过瞿秋白演讲，对他的相貌和声音有印象，审讯时直接指认：“你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没有继续周旋。他平静地说：“瞿秋白就是我，不必让别人替我作证。”从这一刻起，他清楚知道，身份暴露之后，生还的希望已经极其渺茫。
宋希濂此前读过瞿秋白的文章，也听过他的演讲。更复杂的是，1925年前后，他曾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国共关系破裂而离开。如今，昔日敬重的文章作者成了自己的俘虏，这种冲击可想而知。
他下令改善瞿秋白的生活，安排治病，允许提供书桌、纸笔。瞿秋白在狱中写字、作诗、刻图章，看守士兵也有人向他求取印章。这样的待遇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反而让宋希濂更加明白，劝降并非易事。
两人后来有过一次谈话。宋希濂试图劝他考虑个人前途，瞿秋白却说：“我们今天处在对立的位置，几句话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他还表示，自己只想利用剩下的时间写下文字。
宋希濂没有再强行审讯，但他也无法违抗上级命令。1935年6月16日，蒋介石电令就地枪决，并要求拍照呈报。6月18日，瞿秋白身穿黑褂白裤，走向刑场。他一路高唱，留下最后影像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遇害，年仅36岁。
据宋希濂后来回忆，行刑前后，他曾从办公地点远远望见瞿秋白被押走。这个场面，他记了一辈子。只是当时的他无法改变命令，也没有选择公开抗拒。
1949年12月，宋希濂在大渡河一带兵败被俘。此后，他先后在白公馆、松林坡等地接受改造，1955年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瞿秋白遗骨安葬的消息传来后，他终于主动讲出那段往事，承认自己当年负有责任。
“我当时掌握着生杀大权，但瞿先生的死，始终使我感到罪责难逃。”这类表述，正是他后来忏悔的核心。管理人员没有因此扩大处理，而是将他的交代作为认识转变的一部分。
关于谁指认了瞿秋白，长期也有疑问。1979年，有关人员查阅国民党报刊和档案时，发现了关键线索：当年中共福建省委负责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捕后，曾向国民党方面供出瞿秋白等人的身份。万永诚已经牺牲，徐氏则在严酷审讯下作了交代。
这也解释了一个疑点：瞿秋白原本有获释可能，国民党却突然改变决定；张亮、周月林获释后又被重新抓回。真相并非她们出卖战友，而是另有其人。
1959年，宋希濂获特赦。陈赓到场迎接，周恩来还安排他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后来，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见到宋希濂，他评价瞿秋白：“面对劝降，他始终没有动摇，是个真正的英雄。”1993年，宋希濂病逝，留下的自传中仍写着对祖国和民族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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