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翻译家受到批评之后，气呼呼、好长时间不搭理钱钟书夫妻

傅雷

1966年9月3日，上海一个名为左安民的户籍警接到一户人家的保姆报告后，随即赶到位于江苏路284路5号的“疾风迅雨楼”。当他打开卧室的门时，发现一对夫妻一左一右吊死在落地钢窗的横档上。

这对夫妻便是著名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梅馥。现场发现，头天深夜，保姆睡去之后，傅雷写下遗书，内容事无巨细，包括房租、保姆生活费（600元存款）等后事安排。遗书中最受关注的一句是：‌“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紧接着还有一句：“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8年4月7日出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几乎译遍了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所有法国作家的重要作品；其译作“重神似不重形似”，风格独树一帜、被称为“傅雷体华文语言”。

傅雷是一个不知掩饰、不避锋芒的人。杨绛先生在《记傅雷》一文中，说了下面一件事：1954年，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在一份书面意见里、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也许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的例句，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被气得大哭。

左起：张弦、张韵士、刘海粟、贝纳尔、傅雷

傅雷夫妇与黄宾虹夫妇在黄的寓所前

杨绛先生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文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

杨绛先生说的没错，事实上傅雷的译作也确有不少错译。其翻译的巴尔扎克等作家的著作，译文流畅，曾广受好评，但就被郑永慧先生指出过译文错误。郑先生曾拿梅里美的《科隆巴》原文同傅雷译的《高龙巴》对照，发现译文错译、漏译、笔误多达五十余处。

钱钟书先生就此事批评了傅雷，结果傅雷气呼呼地好长时间没有搭理钱钟书和杨绛夫妇。

如去一直认为傅雷后来的遭遇和他的这种个性不无关系。据杨绛先生回忆，有一次、她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不料受到了傅雷的称赞；她只当傅雷是客套，就敷衍着谦逊了一句。不料，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后，沉着脸发作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杨绛说，她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但是，让如去想不到的是，傅雷这么一个孤傲之士，竟然对毛主席心悦诚服。

以下内容摘自《傅雷家书》，来自他在1957年3月12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后，于18日给儿子傅聪写的一封信。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

•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
  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
  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
  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的话和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多，下次再和你谈。
  从马先生处知道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伟大的毛主席远远的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让如去一直惋惜的是：傅雷信中对儿子说“不足为怪”的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时、却没能鼓足勇气挺过去！更令人嘘唏的是，傅聪新冠疫情在英国逝世前曾表示，对当年出走英国的行为“感到非常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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