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县委的一间屋子里，刘英正为扩红任务发愁。毛泽东突然赶来，只留下了一句话：“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刘英没有想到，这句看似含糊的提醒，背后牵动的竟是中央红军能否安全突围的大事。
刘英当时负责于都的扩红工作。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中央苏区局势日益紧张，广昌失守后，红军伤亡严重，前线急需补充兵员。刘英带着十几名干部赶到于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她提前一个多月超额完成，邓小平曾称赞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可再次来到于都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当地青壮年大多已经参军，街巷和田间能见到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敌军步步逼近，红军接连失利，群众心里的疑虑也明显增加。上级给刘英下达了新的指标，她却发现，单靠喊口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刘英把困难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急着批评她，而是让她把各区、县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他分析了群众为什么犹豫，也提醒干部不能只讲大道理，要把红军面临的处境、参军后的安排和家属问题讲清楚。会议之后，报名参军的人数有所增加，但距离目标仍有差距。
有意思的是，就在刘英盘算如何补上缺口时，毛泽东再次来到县委。他神情少见地严肃，催促刘英立即回瑞金。刘英却认为任务尚未完成，不能半途离开。毛泽东转身走出门，过了一会儿又折回来，加重语气说道：“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我也要回瑞金。”
刘英仍然没有完全明白。上级电话随后打来，内容同样简短：“没有完成任务不要紧，赶快回来！”几番催促之下，她才带着疑惑踏上归途。直到回到瑞金，她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其实是中央准备转移，中央红军即将突围西征。
这场转移并非临时起意。1934年9月，毛泽东曾到于都一带察看地形，了解道路、河流和敌军部署，为中央红军选择突围方向提供参考。当时军事行动尚未公开，能够知道的人极少。刘英后来追问此事，毛泽东只笑着回答：“军事秘密，不能乱说。”
刘英与毛泽东的关系，还有一层湖南乡亲和校友的缘分。1934年1月，她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留在瑞金工作，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张闻天与她早年在莫斯科相识，回到中央苏区后，又把她介绍给毛泽东。
三人第一次正式交谈时，话题从湖南旧事谈到宣传工作。毛泽东提醒刘英，面对农民群众，文章不能满是学生腔，讲话也不能只顾理论，要学会用群众听得懂的话。有一次刘英谈到宣传受阻，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宣传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要不得。”
这番话对刘英影响很深。她逐渐明白，宣传不是把文件换个地方念一遍，而是要让群众听明白、愿意听，并且相信其中的道理。她在于都开展扩红时，能够把形势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正是这种工作方法发挥了作用。
张闻天也在关键时期支持毛泽东。长征初期，毛泽东患病，王稼祥身负旧伤，两人需要坐担架行军，张闻天则与他们经常讨论行军路线和军事问题。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被动局面，张闻天明确提出，军事指挥应当更多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约八万六千人，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刘英随队行动，成为长征中的三十名女红军之一。她既要完成宣传和组织工作，也要承担行军、照料伤员等实际任务。
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担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准备的。两人的身体状况都不适合长途跋涉，只能由战士抬着前进。刘英曾看到他们亲手调整担架，毛泽东还让她坐上去试试。刘英连忙拒绝：“我又不是病号，骑马走。”这句带着玩笑意味的话，恰好留下了紧张局势中的一丝日常气息。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后，兵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部队上下对军事指挥问题有了更强烈的反思。此后的通道、黎平、猴场和遵义等地，中央红军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刘英作为女红军，跟随队伍穿越险路，也在干部和战士情绪低落时承担安抚、宣传与组织工作。
而那句“特别任务”，最终没有写在公开文件里，却把刘英从于都及时带回了瑞金，也让她赶上了中央红军最重要的一次战略行动。毛泽东没有立即说明原因，不是故意卖关子，而是因为突围路线、出发时间和部队部署，任何一个环节泄露，都可能使数万人的行动陷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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