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4年，甘肃临夏，一份捐资助教的名单中，出现了一个并不显眼的名字：马进昌，捐款5万元。很多人或许不会想到，这个名字曾与红军女战士王泉媛的人生发生过一段极其复杂的交集。
关于马进昌的公开资料并不多。《临夏人物》等资料记载，他是临夏市人、回族，后来曾担任临夏市兰临皮革厂厂长。至于他在战争年代的具体经历，能够查到的文字有限，不能凭借零散材料过度推断。但有一点，在王泉媛的回忆和相关史料中较为明确：西路军失利后，她曾被马步青部下马进昌强行纳为妾。
这段经历，得从1936年西路军西渡黄河说起。
当时，西路军中有一支特殊队伍——妇女先锋团，成员多达1300余人。她们承担宣传、救护、运输等任务，也曾直接参加战斗。王泉媛担任团长，作战时并不躲在后方，手持大刀冲在队伍前面。
有意思的是，王泉媛最初并不是一名职业军人。她出生于江西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前后，革命宣传进入家乡。经王正苟等人引导，她逐渐参加妇女工作和群众动员，后来离开家庭，走上革命道路。
1931年，王泉媛在吉安县担任妇女部长。一次前往固江开展青年工作，她刚与地下党接头，就被敌人发现。护送人员带她登船撤离，敌人紧追不舍。船驶离岸边后，她索性站起来向敌人喊话，讲革命道理。
那一刻，她心里其实并不轻松。对岸是荷枪实弹的敌人，脚下是一条并不宽阔的船。只要敌人找到船只追上来，后果便难以设想。也正是这种敢闯敢干的性格，使她后来有了“假小子”的称呼。
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面对的是熟悉地形、骑兵较多、装备占优的马家军。连续作战中，西路军伤亡严重，部队不得不分散突围。妇女先锋团目标明显，难以整体行动，许多女战士被编入其他单位，原有番号也随之消失。
王泉媛就是在突围和搜捕中被俘的。
被捕后，她与其他女战士被押送关押。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看守，而是随时面临侮辱、逼迫和转卖般处置的困境。后来，马步青下令将部分女俘分配给部下，王泉媛被指定给马进昌。
她没有把这看成彻底失败。
王泉媛曾盘算，若能借“嫁人”接近武器，也许可以设法夺枪，或者在无法脱身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甚至想过：“只要有一支枪，就还有一次选择。”但这个计划很快被人告密，敌人加强了对枪械的看管，机会就此断绝。
马进昌曾试图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让她屈服，王泉媛始终不肯配合。战事紧张，马进昌也无法长期盯住她。被限制行动的日子里，她没有停止观察周围的人，更没有放弃寻找出口。
她把争取对象放在了两个普通人身上：一个是马家的烧饭丫头，另一个是军需部门的汉族工作人员。王泉媛并非靠偶然碰运气，而是凭借长期做宣传工作的经验，一点点取得信任。
一天，马进昌外出办事，王泉媛在两人的帮助下换上男装，从看守中逃出。女扮男装并不高明，真正困难的是穿过敌人的控制范围。她此前多次与敌人周旋，积累下来的胆识和判断，此时派上了用场。
逃出后，王泉媛设法前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希望重新回到组织。但当时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复杂，组织对身份甄别、敌情和安全问题都有严格考虑，曾有“失散流落人员，三年不收”的规定。她未能立即归队，只得返回家乡。
这次返乡，对王泉媛而言并不是结束。1949年家乡解放后，她主动寻找地方组织，要求参加工作。1951年，她进入妇联系统工作，却因丈夫受到牵连而失去岗位。后来，丈夫被指控在战争年代杀害红军并被判刑，这一冤屈直到1961年，在康克清帮助下才得到纠正。1962年，王泉媛重新参加工作。
此后，她还在敬老院担任院长多年。为了维持敬老院运转，她带着工作人员下地劳动、发展手工业，尽量减轻国家负担。那段经历与西路军战场上的枪声相隔很远，却同样体现出她不愿向困难低头的性格。
至于马进昌，现有资料能够确认的主要是他后来在临夏从事企业管理，并于1994年捐资助教。资料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也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他晚年如何评价当年的王泉媛。因此，能够确定的只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王泉媛从被俘、逃脱、失散，到重新参加工作；马进昌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临夏，后来成为地方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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