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集簿》中的高龄人口数据是否可信？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的人口数据常常被自媒体拿来论证中医不可思议的有效性，其中西汉东海郡高龄人口占比明显高于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整体水平，是中国古代养生效果极好、人人皆可长寿，还是地方官吏为了政绩而虚报呢？下面我会以汉墓《集簿》中的人口数据为主要依据给出自己的判断。

对《集簿》中人口数据真伪性的判断本就差异很大：高龄人口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看法截然不同。但不论持何种观点，不同论文作者对《集簿》上和人口有关内容的解读却没有值得注意的差别，而这就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袁延胜教授的文章“尹湾汉墓木牍《集簿》户口统计资料真实性探讨”发表于2016年11期《史学月刊》上，该文认为“《集簿》中的户口资料”“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真实可信的”，并引用了其中一些与高龄人口有关的材料：“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卌三”，“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

袁教授对这些材料的解释如下：“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东海郡共有”“口1397343”，“男子706064，女子688132”，“80岁以上33871人”，“6岁以下262588人”，“90岁以上11670人”。计算可得男女共计1394196人，与总数1397343人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但相差不大，不影响计算结果性质。

袁教授把“口1397343”当做基数，计算得到“80岁 以上、90岁以上人 口分别占东海郡总人口的比例为”“2.424%、0.835%”，我用计算器验证了结果的准确性。高大伦教授的文章“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发表于1998年第5期的《历史研究》上，该文中说“《集簿》中80岁以上人口为33871人，占总人口1394196人的2.429%；90岁以上人口11670人，占总人口1394196人的0.837%”，我同样用计算器验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高教授的计算结果和袁教授十分接近，但在论文中高教授的结论却与袁教授截然相反：“作为考古出土第一手资料《集簿》中的户口统计”，“少儿和高龄人口数，根本就令人无法相信”。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矛盾呢？

高教授从多方面对计算结果提出了质疑，比如：“大家知道，人类的寿命是在缓慢延长，即使汉代平均寿命和1953年相差无几，可以不予考虑，那么近四五十年来，人类寿命迅速提高，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已从1953年的34岁猛增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近70岁，整整翻了一番。1988年，90岁以上人口才占总人口的0.0369%，1990年才达到0.04%，远不及汉代的0.837%（相差近20倍)。难道一个平均年龄近70岁的当代社会的高龄人口比例反不及一个平均年龄仅有30岁左右的汉代社会的比例高（况且不是一般的高，而是相差20倍以上)？所以高龄组的人口数字肯定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虚报问题。”

对此中医粉会提出质疑，这帮人反而根据《集簿》中的数据认为汉代平均寿命不但不低，反而比当代社会高得多。在论文中，袁教授认同“汉代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余岁”的看法，但却认为“《集簿》的年代为西汉末年，西汉王朝已经建立近两百年了，长期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口的发展，容易造成人口的老龄化”：“如果要论证《集簿》中高龄组人口数据是否可信，笔者认为应该选取建国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段来考察，也就是新中国安定团结一百年或更长的时段，来与《集簿》中的高龄人口做一对比，这样才有可比性”。

袁教授进一步指出：“根据杜鹏等先生的预测，2030年80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达到2.70%，已经超过了西汉末年东海郡的2.424%。而2060年，80岁以上老人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高达7.15%。”“建国一百年左右”的预测结果在文中的表格内也很容易查到：2040年80岁以上老人在全国总人口中占4.13%，2050年占6.55%，都明显高于西汉末年东海郡的占比。

仅仅考虑《集簿》中高龄人口占比过高的问题，这样解释可以接受，甚至现实中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比预测的还要快，2020年80岁以上老人占比就已经超过了西汉末年东海郡。年代比较近的三次人口普查，有关事实整理如下表：

经过处理以后，和《集簿》有关的年龄段人口数量如下表：

各种比例计算结果，整理如下表：

真正的矛盾在于《集簿》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人口结构的高度年轻化，袁教授认为“6岁以下人口262588人，占东海郡总人口1397343人的18.79%”，我用计算器验证了这一比例的准确性。即便认为总人口为1394196人，占比也只会稍微提高到18.83%，都近似为18.8%，没有影响性质的改变。

同时，东海郡8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42%到2.43%之间，明显高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且略低于第七次人口普查，估计东海郡的低龄人口占比应该和这两次人口普查结果差不多。但就算认为“6岁以下人口”包括了6岁，那么这一年龄段也就是0-6岁的人口占比也不过在8%上下，就算把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考虑进来，也还是没有改变什么。

在老龄化程度很高的情况下，“6岁以下人口” 占比应该不可能达到18%或19%这种高水平，那么这里有可能造假吗？即便认为《集簿》中高龄人口数据不可信的高大伦教授，也认为“6岁以下人口”“占东海郡总人口18.79%”“是基本可信的”，袁教授在论文中对此表示“赞同”。

论战双方都认同的结论，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相信的：问题已经转化为高度老龄化能否与高比例低龄人口同时存在。凭感觉判断都是不可能的，统计数据会给这种判断提供确切依据。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还不到1%的时候，“6岁以下人口”就低到只有7%或8%这种水平了，可以想象高龄人口占比增加一倍多的同时，低龄人口占比也增加一倍多吗？

第六、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高龄人口占比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低龄人口占比不会显著降低，但更不会明显增加，“6岁以下人口”一直维持在7%或8%这种水平。那8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同时“6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18%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低龄人口占比是可信的，那就只能认为高龄人口占比是不可信的，也就是《集簿》中的高龄人口数量虚报问题严重。

除了高龄人口、低龄人口占比双高的矛盾外， 高教授还对高龄人口的内部结构提出了质疑：“1990年、1953年，中国从80岁以上到90岁以上的人口减少比例分别为10多倍和30多倍，东海郡80岁以上到9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人口相差仅3倍左右，根本不符合人口金字塔形结构规律。”即便相信《集簿》中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其中9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也不可信，反之亦然。

或许1953年和1990年的老龄化程度还不够高，这时90岁以上人口比80岁以上人口少得多，但当老龄化程度提高以后，80岁以上人口就达不到90岁以上人口的十几倍了。事实的确如此，第五次人口普查80岁以上人口超过90岁以上人口的12倍，第六次人口普查下降到了10倍左右，第七次普查时就不到8倍了，下降趋势明显，但能说高教授在论文中的质疑就没有道理吗？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近期中国80岁以上人口占比2.539%已经超过西汉末期东海郡的2.42%或2.43%了，但9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只有0.326%；而西汉东海郡的占比却高达0.83%或0.84%，东海郡超过了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两倍半还不止。如果相信《集簿》中的数据，那么高龄人口内部90岁以上的人也太多了：“80岁以上33871人”，“90岁以上11670人”， 实际上80岁以上人口数量还达不到90岁以上人口的3倍：33871/11670=2.902。

高龄人口内部结构不合理，这是我从《集簿》数据中看出的又一明显不合理之处。即便东海郡80岁以上人口占比真能达到2.4%或2.5%这种高水平，该地区9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不应该超过0.8%，实际上能不能达到一半0.4%都是问题；若90岁以上人口占比真的达到了0.8%上下，情况又明显不同了。

在论文中，袁延胜教授引用张友庭的文章指出：“2014年上海市户籍人口1438.69万人，其中80岁及以上人口75.32万人，占总人口的5.2%；90岁及以上人口11.54万人，占总人口的0.80%”；计算结果是正确的，精度可以再高一些：80岁及以上人口占5.24%，90岁及以上人口占0.802%，这时上海9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和东海郡差不多了。75.32/11.54=6.53，在这种情况下，上海80岁以上人口仍然是90岁以上人口的六七倍，没有降到3倍以下。

可以想象，在近期全社会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的大环境下，“全国老龄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在2014年以后90岁以上人口占比仍然会快速提高，达到甚至超过东海郡0.83%或0.84%的水平，在这一过程中，80岁以上人口占比也会在5.24%的基础上提高到5.4%或更高，但西汉后期东海郡80岁以上人口占比却不到2.5%，还不及2014年上海80岁以上人口占比的一半。

总之，根据近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判断，《集簿》中高龄人口结构完全不合理：根据其中数据算得8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2.42%或2.43%，9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0.83%或0.84%；但若80岁以上人口占比这么高，90岁以上人口应该不超过0.4%，小于计算结果的一半；而若90岁以上人口占比这么高，80岁以上人口占比不应该低于5%，高于计算结果的两倍；完全无法合理匹配。

且老龄化程度要是真高到这种地步的话，“6岁以下人口”占比应该在8%上下，而《集簿》中占比却超过18%，如果占比9%的话还勉强可以接受，但高于这一水平的两倍还不止，这么大的差距不可能是偶然原因导致的。而高龄人口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差距，这意味着《集簿》中的数据至少存在两方面明显不匹配的情况，怎么看都不合理，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数据本身不合理。

但袁教授却认为这些不合理“都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是真实可信的”，但引用他人文章给出的解释却相当笼统：“例如，当两个相距较远的出生高峰年出生的人口，一批进入65岁以上，一批在14岁以下，这时，就会出现儿童少年系数属年轻型，而老年人口系数属年老型的状况”，“如欧洲二次大战后出现的情况，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仍在增长，另一方面少儿人口比例也在增加，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年轻化趋势同时并存”，这么不具体很难让人相信。

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第七次相比也能说明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年轻化趋势同时并存”：2010年0-6岁人口占比为7.88%，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7%；到2020年0-6岁人口占比小幅度提高到8.02%，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幅度提高到2.54%；甚至在《集簿》统计口径下都是这样的。

但能根据这种情况说8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的时候0-6岁人口占比可能超过18%？80岁以上人口在2%左右浮动的时候，0-6岁人口占比是在8%上下浮动的，考虑到不确定性，或许可能提高到9%，但提高十个百分点以上或者说占比超过原来两倍还不止，这种程度的改变趋势我认为不可能存在。

袁教授认为“或许，汉代社会也存在这种情况”，那就要结合西汉的历史来具体解释这种不符合常识的情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猜测层面：问题在于是否可能存造成《集簿》中高龄和低龄人口占比双高的“出生高峰”。《集簿》统计的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的情况，高教授和袁教授都认为低龄人口占比较高是可信的，这本就是古代人口结构的一般特征，甚至不需要“出生高峰”就能解释：西汉后期人口还在增长且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关键在于是否可能存在造成八九十岁高龄人口占比高到不正常程度的“出生高峰”。

只有公元前11年的八九十年前出生人口多到了不正常的地步，才能导致这一年八九十岁高龄人口占比高到不正常的地步，且当时80岁以上人口中90岁以上的人占比也高到了不正常的地步，那么90多年前的出生高峰还要比80多年前的出生高峰高得多。在西汉历史进程中，这样结构的高峰可能出现吗？

公元前11年的80年前是公元前91年，在这一年和前几年应该存在出生高峰；公元前11年的90年前是公元前101年，在这一年和前几年应该存在更高的出生高峰。在这些时段内，真的可能出现彻底改变八九十年后人口结构的超级出生高峰吗？要知道这些时段可都是在汉武帝刘彻统治后期啊！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到公元前87年在位，统治后期穷兵黩武造成了很多严重问题，导致民生艰难、起义不断，公元前91年或公元前101年之前的一段时间社会环境就是这样糟糕，直到公元前89年刘彻颁布轮台罪己诏息兵养民，情况才得到改善。虽说实际人口不至于像户籍人口那样大幅减少，但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出现彻底改变人口结构的出生高峰应该更加不可能。

要知道，这里假设的出生高峰是相对颁布轮台罪己诏以后而言的，包括了汉宣帝“中兴”时期的公元前74年至公元前48年，这段时间出生人数会比公元前100年左右社会矛盾激化的那段时间明显少很多？反正我是不相信的：要知道，除了公元前101年至公元前91年之间存在出生高峰，公元前101年以前还要存在更高的高峰，才能出现《集簿》中那样八九十岁过多的人口结构。

从汉墓《集簿》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当时的东海郡存在低龄和高龄占比双高的人口结构，这不符合一般人口规律，其中高龄人口占比过高的情况尤其不合理，而高龄人口中超高龄人口过多的情况则更加不合理，这两种情况不但不符合古代一般人口规律，也与西汉王朝的历史进程矛盾。这么多不合理叠加在一起，我只能选择相信低龄人口占比较高这种在古代比较正常的情况。

对于高龄和超高龄人口占比过高的情况，我和高大伦教授的观点类似：这里肯定存在极为严重的虚报问题，地方官吏有动机这么做，存在较多的高龄人口在古代是治下重要政绩之一，且高龄老人的死亡是正常现象，虚报高龄人口并不会给未来的统计带来明显影响，有利无害的事情当然可以去做。

《集簿》能够表明：在人口统计中虚报作假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作者：壮壮；时间：2024年9月1-3日，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欢迎大家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