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给了宋学义一根烟，他回到家乡后对大家说：每人吸一口

1959年10月，北京中南海，革命伤残军人代表宋学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握住他的手，认出了这位曾在狼牙山作战的老兵。那根香烟递到面前时，宋学义因激动没有接稳，烟掉在了地上。

他没有声张，只是把地上的那根捡起来，又把主席随后递来的另一根一并收好。对宋学义而言，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一次迟到多年的确认：当年那场战斗，国家没有忘记，牺牲的战友也没有被忘记。

回到河南沁阳北孔村后，他召集乡亲们，把其中一根烟拿出来，说：“会吸的吸一口，不会吸的，也沾沾光，每人一口。”一根烟在众人手中转了一圈，另一根则交给党支部保存。

这件小事流传下来，却很容易遮住宋学义人生中更沉重的部分。1941年9月25日，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展开阻击。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名战士奉命留下。他们把敌人引向棋盘陀，连续作战，直到弹药几乎耗尽。为了不让日军发现主力转移方向，五人退至悬崖边，纵身跳下。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捡回一条命。宋学义腰椎严重受伤，眼睛也受到损伤。两人没有停留太久，带伤寻找部队，宋学义还主动走在前面探路。

他想得很直接：自己伤得重，真遇到敌人，至少能为葛振林争取逃生时间。这样的选择，并非战场上的豪言壮语，而是一个负伤士兵在黑暗山路上的实际判断。

获救后，宋学义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他们发布嘉奖令，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写有“坚决顽强”的奖章佩戴在宋学义胸前。后来，他与葛振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

伤势却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腰部旧伤使他难以适应高强度行军，身体还时常出现不适。1943年初，组织安排他到易县县大队工作；第二年，他主动转到地方，担任易县北管头村农会主席。

这一步，意味着他离开了熟悉的部队生活。可宋学义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人。他带着群众修整土地、发展生产，组织支援前线，北管头村逐渐成了当地的支前模范村。村民信任他，也替他张罗婚事。

1947年6月，宋学义带着妻子李桂荣，经过四十多天跋涉回到沁阳北孔村。此后几年，他没有向乡亲们讲述自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只说曾在外面当八路军，打日本时负了伤。

他的腰越来越弯，穿着也十分朴素。1951年，全国开展寻访老战士和烈属代表活动，沁阳县民政干部张贺兆根据伤残军人名册找到北孔村。眼前这个穿夹衣、穿破鞋、拦腰系草绳的农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宋学义谈到普通工作时十分健谈，一提到狼牙山战斗，却总把话题岔开。妻子李桂荣拿出那枚“坚决顽强”奖章，身份才最终得到确认。这个曾经被人群淹没的英雄，就这样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河北方面曾邀请他到保定生活，并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保定的电影、商场、动物园和工厂，他都看过；老战友也劝他留下。可他心里惦记的，始终是北孔村。

“村里还穷，我得回去。”

宋学义回村后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改良盐碱地。腰部不能承担重活，他便整天拾粪、积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北孔村从一个生活困难的村庄，逐渐变成当地较有名的先进村。

他甚至有意淡化自己的英雄身份。家里的草帽原本写着完整姓名，后来只留下一个“宋”字。孩子问原因，他说：“别让人一看名字，就想起电影里那些事。”这不是否认荣誉，而是不愿让荣誉成为自己脱离群众的凭证。

1958年拍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时，宋学义和葛振林曾到过拍摄现场。葛振林劝他去洗澡休息，他却惦记家中没有壮劳力，女儿又患病。即使生活艰难，他也很少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

1970年，宋学义陪同沁阳县干部到大寨学习。临行前，他早早起床打扫住室。有人觉得住招待所没必要，他却说，八路军到群众家里，离开时要挑满水缸、扫净街道，不能给人留下邋遢印象。

同年，他的肝病恶化，被确诊为肝癌。病情已重，他仍然到狼牙山凭吊，又去广州看老部队，随后赶往昆明寻找在部队服役的儿子。父子相聚三天，他第一次完整讲起1941年的战斗。

10月，宋学义还带着介绍信前往洛阳拖拉机厂，为北孔村争取一台拖拉机。他以作报告的方式介绍革命经历，最终为村里带回了当时十分珍贵的设备。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因肝癌在郑州去世，享年53岁。1979年6月25日，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于沁阳烈士陵园。陵园中安葬着158名烈士，宋学义是其中唯一一位没有牺牲在战场，却因长期伤病走完一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