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拉相互认知从“了解”走向“理解”

在国际交往中，经贸热度不一定会自动转化为文化亲近。如何在经贸联系紧密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和拉美国家间的人文认知，推动拉美国家从“了解中国”真正走向“理解中国”，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中心教授、墨西哥汉学协会创始人玛莲（Mariana Escalante）在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根本关切。近日，玛莲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围绕中拉学术合作如何突破对西方学术界的“中介依赖”、儒家思想研究对拉美走近并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性，以及拉美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在中拉互鉴中寻求突破等议题，分享了她的见解。

玛莲（Mariana Escalante） 刘雨微/摄

回归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文化、政治、语言三个维度切入当代中国研究，尤其关注哲学概念、历史逻辑与现实经验如何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交织互动。这种跨学科视角在从事中国研究的拉美学者中并不多见。您是如何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目前最关注哪些议题？

玛莲：我认为，要真正理解一个国家，只看它的经济数据或地缘战略是不够的。我感兴趣的是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在中国的交织方式，也就是那些日常的甚至有时不被明言的东西，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一个社会的运转逻辑。这些年来，我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儒家传统和思想在当代中国话语中的存在形态上，看它如何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乃至政治架构中。与此同时，我也尝试从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和“中国模式”的维度，去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成就、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提到儒家思想。它能为拉美理解当代中国提供哪些西方视角无法替代的认知框架？

玛莲：儒家思想是帮助我们看到更全面的当代中国景观、理解中国社会运转本质的一扇窗口。这一本土哲学体系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乃至国家实践。尽管儒家思想往往不会被明确援引，但它的确存在于社会对和谐的追求、个体在社群中的角色、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乃至国家治理方式的方方面面。

儒家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鲜明的实践性与诠释性取向。它不是悬置在空中的抽象哲学，而是一种直面现实、回应当下紧迫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许多议题，比如社会秩序、贫困、伦理与权力的关系、建设一个文明稳定社会的需要，至今仍具有相关性。孔子与其他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并未提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或本体论真理，而是立足于当下进行反思，始终追求稳定、和谐与道德水平的提升。

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依然鲜活。它体现在尊老爱幼、重视家庭、追求和谐、强调个体对社群的伦理责任等日常实践中，也体现在贤能政治的理念中。我认为，如果不深入理解这一层文化逻辑，拉美学者很难真正把握当代中国话语中“和谐”二字的千钧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墨西哥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又存在哪些值得关注的空白？

玛莲：就学科重点而言，墨西哥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贸易以及日益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尤以中美关系为甚。然而，在墨西哥学术界，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典的学者屈指可数，这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大多数人只能依赖英文资料，或是从英文转译的西班牙文二手文献。这意味着，很多研究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知识生产脉络，而是隔着另一层语言和文化的滤镜观察中国。

在当下的中拉学术交流中，我尤其关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对照。西方模式的合法性正日益遭到全球质疑。关于治理、发展、现代性与国际秩序的讨论，不仅是地缘政治性的，更是深层文化与哲学性的。我认为，从中国自身的逻辑出发，以其自身方式理解中国视角，是墨西哥乃至全世界解读当今全球变迁本质的关键所在。

超越“盎格鲁中心主义”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墨西哥学术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墨西哥的中国研究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玛莲：推动墨西哥中国研究的重要契机之一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墨西哥学院接收了一批中国学生，安排他们学习西班牙语，同时了解拉美的社会文化、政治与历史。同期，墨西哥学院启动了专门的中国研究方向研究生项目，至今这仍是墨西哥唯一聚焦中国研究的硕博项目。1978年10月，中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文化协定》，进一步为学术交流提供了制度框架。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哲学文学系与政治社会科学系的亚洲研究传统尤为深厚。2006年，经济学院设立了“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重点聚焦经贸关系。此外，大学层面的亚洲研究研讨会后来发展为亚洲与非洲研究项目，推动了更多跨学科路径的形成。中文教学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获得动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外语教学中心在提供普通话课程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尽管有这些长期努力，墨西哥中国研究的学术发展步伐还是未能完全跟上中国变革的速度与复杂性，也未能充分满足拉美社会对中国问题专家日益增长的需求。地理距离与访学成本仍然限制着墨西哥学者与学生赴华开展长期研究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提到，部分墨西哥学者在研究中国时依赖二手文献，这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墨西哥学术界是否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

玛莲：如同拉美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墨西哥学术界深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但在中国研究上，这种偏向与其说是“欧洲中心主义”，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盎格鲁中心主义”。在许多情况下，英文叙事被视为唯一合法的知识入口。这并非因为其内在的学术价值更高，而是因为其代表的权力结构、主导地位和可及性。

当然，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英文世界的中国研究。许多优秀的英文世界学者拥有对中国的第一手认知，能够超越西方偏见或决定论框架。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些拉美学者往往不加批判地复制这些研究中的主导叙事，仅仅因为它们容易获取或看起来更贴近拉美的学术传统与价值观。然而，我们应当始终保持高度的批判性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盎格鲁中心主义”这一问题，拉美学术界已经做了哪些努力来改变现状？有哪些具体路径可以帮助学者绕开欧美学术中介，直接与中国展开对话？

玛莲：近年来，拉美学术界在“知识去殖民化”与挑战欧美观点垄断方面已有重要进展。我也正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对抗偏见，以西班牙文直接呈现中国自身的视角。在202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儒家思想》（Nacionalismo y Confucianismo en China contemporánea）一书中，我尝试跳出西方的阐释藩篱，沿着中国自身的文化和思想脉络去呈现中国的政治哲学。我也将这一视角带入日常教学，帮助墨西哥学生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际角色出发来理解中国。

具体到学术产出方面，今年3月，我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区域多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安·费利佩·洛佩斯·艾梅斯（Juan Felipe López Aymes）共同主编了《亚洲视角：国际关系新概念》（Perspectivas asiáticas: Nuevos conceptos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一书。书中汇集了来自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关键概念，旨在呈现亚洲对全球化、天下大同、发展、主权等议题的本土化理解。我的大多数研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以西班牙文撰写展现亚洲真实立场的学术作品，使拉美读者得以绕过英语学术界的中介，直接汲取来自亚洲的思想资源。

为打破“盎格鲁中心主义”，我们需要更广泛地接触中文原始资料、学习语言，并以批判性态度阅读所有来源，无论是西方的、中国的，还是其他地域与文化的学术著作。作为教师与学者，我们有责任更加细致地介绍更复杂、更真实的中国，一个超越刻板印象、在全球辩论中拥有自身声音的中国。

打造更平衡的全球学术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提到“知识去殖民化”，这涉及更深层的认识论问题。目前，拉美各学科学者是否普遍认识到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

玛莲：是的，数十年来，拉美存在一股强劲的思想潮流，呼吁发展植根于自身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的自主知识体系，而非仅仅复制欧美的理论框架。秘鲁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墨西哥籍阿根廷裔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墨西哥史学家、哲学家莱奥波多·泽亚（Leopoldo Zea）等学者对此贡献甚巨。

近年来，这一批判也延伸至知识生产层面，尤其在拉丁美洲女性主义思想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阿根廷裔人类学家、巴西利亚大学荣休教授里塔·塞加托（Rita Segato），阿根廷裔哲学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教授玛丽亚·卢戈内斯（María Lugones），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社会与人文学部社会学系教授卡琳娜·奥乔亚（Karina Ochoa），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政治与文化系教授莫妮卡·伊内斯·赛哈斯（Monica Inés Cejas）等学者从各自领域出发，批判知识的殖民性与全球南方的从属地位，反思了西方权力所维系的认知不平等。

推动形成具有拉美特色的认识论，与拉美重塑自身全球角色的努力密切关联。随着拉美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我们既有机会也有责任将自身的叙事、价值与分析框架带入全球对话。构建这种知识主权，不仅是一项学术实践，更是一代代学者共同投身其中的政治与文化事业。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拉美特色的认识论在全球学术界处于何种位置？拉美视角在国际学术话语中获得承认的程度如何？

玛莲：拉美特色的认识论在历史上一直位于全球学术的边缘，全球学术至今仍由欧美范式主导。尽管拉美地区产生了诸多有影响的理论，但相关贡献在国际上往往被视为“区域的”或“特定语境的”，而非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框架。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点尤为明显，仿佛全球南方的学术产出天然就不够“全球”。但已有若干领域的拉美思想获得了广泛认可，尤其是后殖民理论与去殖民化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与发展研究。

在这方面，拉美学术界面临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障碍，那就是语言。我们的很多学术成果以西班牙文产出，而全球学术话语的主导语言是英文。这导致了对选择性翻译以及“全球北方”学术“守门人”的依赖，后者有时会以稀释原初认识论意图的方式重新框定拉美思想。

拉美学术界在构建“南南认识论”，加强拉美、亚洲与非洲间的直接知识对话方面，存在着缓慢但日益增长的兴趣。例如，由塞哈斯和墨西哥蒙特雷大学教授阿莱汉德拉·加林多·马林内斯（Alejandra Galindo Marines）共同主编的《南方的女性：与亚洲和非洲相遇的诗学》一书，便体现了对这一理念的实践。该书收录了七位拉美女学者的论文，探讨了女性从“南方”视角研究“南方”的意义，初步梳理了南方研究南方的路径与谱系。其中也有我的文章，探讨了研究者的主观性对知识生产的意义，尤其是作为一名来自“南方”的女性研究者去研究中国的意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南南合作在促进拉美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应对全球挑战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玛莲：南南合作特别是中国与拉美之间的合作，在强化拉美自主知识体系与创造更平衡的全球对话方面具有很大潜力。过去数十年来，拉美地区的很多学术产出都经由欧洲或英语世界的框架中介，而这些框架往往忽视了拉美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通过与中国及全球南方更直接的互动，我们可以绕过这些传统中介，发展出反映共享优先议题的研究议程，比如减贫、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与文化保护等。

我认为，南南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将拉美视角纳入其长期缺席的全球对话中的难得机遇。联合开展研究项目、学术人员流动、著作互译和联合出版等举措，有助于打破“全球北方”叙事的主导地位，培育更多元、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知识图景。拉美与其他全球南方地区之间的共同之处，远比我们通常认知的要多。比如，我们都曾经历过外部势力的干预，都面临着发展中的深层挑战。

南南合作不仅关乎经济或政治纽带，更关乎认知正义，也就是创造更多空间、打造更多平台，让拉美的知识贡献得以被认可、被珍视，并被整合到探寻全球性挑战应对方案的努力中。我相信，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我观察到中国正以比许多拉美国家更为强有力的决心，加快构建自身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心中理想的中拉学术伙伴关系是什么样的？对于发展这种伙伴关系，您有哪些具体建议？

玛莲：我心目中的中拉学术合作，应建立在直接沟通与协作的基础上，追求获得实质性的学术成果。关键在于让更多拉美学者直接对接中国学者、中国学术界，推动一场真正的南南对话：既让拉美学术界看到中国如何理解拉美，也让中国学术界看到拉美同行从自身视角出发的研究与书写。

具体到中国和墨西哥之间，我认为应当通过联合开展研究项目来实现深度合作，不仅是学术研讨会上的知识分享，更要让两国学者并肩工作。如果缺乏合作中的沟通和磨合，看不到对方的视角，那么我们对对方的理解就不完整。持续的研究合作与学术交流，对于延续和深化中墨学者间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此外，双方高校和政府的制度性支持同样可以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助于推动长期交流、联合出版以及双语或多语种知识传播。提升学者的语言能力将有助于消除沟通障碍，开展内容更丰富、更细致深入的对话。与此同时，中国学者需要加强直接从拉美视角认识拉美，通过译介拉美本土经典著作与中国学者原创研究并重的方式，推动拉美学术界的声音在中国被更直接地听见。说到底，认知正义不仅关乎拉美如何理解中国，也关乎中国如何理解拉美。这是一场双向的思想交融，而非单向的知识流动。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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