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0年秋，北京颐年堂，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外宾后，谈起了一处舞场。周恩来没有直接谈工作，而是替几名工作人员说情：春藕斋已经修好很久，杨尚昆、叶子龙、汪东兴都作了检查，场地闲着也是浪费。
这番劝说，背后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过。事情起于1958年，地点就在中南海的春藕斋。
春藕斋原本是中央领导同志周末举行舞会的场所。那时舞会并非单纯娱乐，紧张工作之余，适当活动身体，也是领导同志调节精神、增进交流的一种方式。
但这处场地年久失修，地面不平，警卫和值班人员的条件也很简陋。乐队、演员和舞伴没有像样的休息处，卫生间数量少，遇到人多时很不方便。对于经常在那里工作的人员来说，这些问题并不陌生。
1958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毛崇恒汇报工作时，提出能否把春藕斋修缮一下。叶子龙、汪东兴听后认为确有必要，叶子龙表示，先向杨尚昆报告，再决定是否施工。
杨尚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经过研究，他同意了扩建方案。随后，工作人员开始讨论具体设计，原本的“修缮”，逐渐变成了一项规模不小的改造工程。
方案包括扩大厅堂，铺设木板地，增建休息室、值班室、服务间以及演员和乐队的房间，还准备设置小舞台，供演出和放映使用。室外部分则计划更换柱子，改善灯光，增设卫生设施。
有意思的是，参与者并没有把这件事直接报告毛泽东。他们的考虑是，春藕斋属于公共活动场所，扩建并不是专门为毛泽东个人服务，因此没有必要专门请示。
不久，工程开始进行。一次周末，毛泽东提出要去跳舞，叶子龙只好告诉他，春藕斋正在修缮，活动改到勤政殿举行。毛泽东听后问：“勤政殿能跳舞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便去了勤政殿。
勤政殿大厅宽敞，地面铺着木板，确实比原来坑洼不平的砖地更适合跳舞。那次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毛泽东没有继续追问春藕斋的施工情况。
工程直到1959年秋才基本完成。偏偏这一时期，国家经济正处在困难阶段。1959年至1961年，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粮食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承受着很大压力。
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时，曾看到旱情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的情况。回到北京后，他还提出自己实行定量，少吃甚至不吃肉和蛋，以此带头节约。这样的背景下，一座舞场却被修得颇为讲究，问题便不再只是工程大小，而触及了作风和节约原则。
春藕斋重新启用后的第一个周末，舞曲再次响起。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已经到场，毛泽东因处理工作晚了一些。叶子龙向他报告舞会情况，他便从办公室走出来，准备前往。
还没走到舞场，毛泽东听见了音乐，问是不是《浏阳河》。叶子龙回答是湖南歌曲，并介绍说，外面还新建了大理石舞场。
毛泽东的神情随即变了。他走近查看，发现这已经不是简单修补，而是内外扩建、设施齐全的两个舞场。毛泽东当场问道：“谁批准的？为什么不事先报告？”
现场人员一时没人接话。毛泽东认为，国家经济困难，工作人员却把一个跳舞的地方修得过于豪华，属于出发点虽好、办事却失当。他批评道：“好心办蠢事！”
当天，毛泽东没有进入新建舞场，而是返回勤政殿继续跳舞。临走前，他要求叶子龙等人写检查。叶子龙随后向杨尚昆报告了情况，杨尚昆也承担了批准工程的责任。
此后，杨尚昆、叶子龙、汪东兴等人多次作出检讨。毛泽东则坚持不去春藕斋，仍在勤政殿参加舞会。对工作人员而言，场地修好了却不能使用，既是浪费，也使他们一直感到不安。
1960年，一次舞会上，杨尚昆拿着一份急电请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看完文件后，杨尚昆再次提到春藕斋扩建一事：“是我批准的，我犯了错误，向主席检讨。叶子龙、汪东兴也作了检查。舞场建好一年多了，一直不用，同样是浪费。”
毛泽东没有接话，只是轻轻摇了摇头。杨尚昆见状，没有再继续解释，转身去处理工作。
这件事后来由周恩来出面劝说。1960年秋，在颐年堂接见外宾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杨尚昆、叶子龙、汪东兴已经认错，自己也批评过他们，舞场长期闲置同样不合适，春藕斋离毛泽东办公地点较近，使用起来方便。
毛泽东听完，态度才有所缓和：“好吧，听恩来的，回春藕斋跳舞。你也来跳。”
周恩来随后通知叶子龙安排舞会。杨尚昆等人得知毛泽东重新同意使用春藕斋，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整个过程里，真正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并不是修缮本身，而是在困难时期缺少分寸，且没有及时请示。工程从“解决隐患”走向“过度建设”，责任也就由好意变成了失误。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