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天皇姑屯附近，张作霖乘坐的专列驶过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预先埋设的炸药突然爆炸，车厢被掀翻，张作霖身受重伤，数小时后死亡。日本关东军制造的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皇姑屯事件”。
关于田中义一听闻消息后“掩面痛哭”的说法，更多见于后来的传闻和叙述，并非所有史料都能相互印证。不过，“一切都完了”这句话，却很能说明当时日本政界与军部之间的矛盾：张作霖一死，原本还能被利用的东北政治格局，突然被一枚炸弹彻底打乱。
田中义一不是张作霖的朋友，更不是所谓的知己。他出身日本陆军，参加过甲午战争，后来又参与日俄战争，是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张作霖则从绿林人物起步，在东北军政混战中逐渐坐大。
两个人真正的“交集”，并不像一些文章写得那样充满戏剧性。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活动于东北乡间，曾为俄军提供情报，也因此遭到日军方面关注。日本人看中的不是他的品行，而是他熟悉东北地方社会，能够控制武装，拥有号召力。
说得直白一点，日本需要的不是一个忠诚朋友，而是一枚能够放在东北棋盘上的棋子。
张作霖后来被日本方面释放，确有日本军政人物认为此人可以加以利用。但“某位军官因私人情谊救下张作霖”的说法，缺少足够可靠的原始证据。日本人留下他的根本原因，还是现实利益：与其杀掉一个熟悉东北的武装首领，不如把他变成牵制地方、扩大日本影响的工具。
田中义一所代表的，正是这种较为老练的操纵方式。他并不排斥侵略，甚至积极主张日本控制满蒙，只是更倾向于通过扶植代理人、掌握铁路和经济命脉来实现目标。这样做成本较低，也不容易立刻引发全面冲突。
张作霖起初需要日本的军火、贷款和外交支持，对日本多有妥协；可一旦涉及铁路、矿产和主权，他又不愿彻底交出底牌。双方的关系，始终是利用与反利用。
有意思的是，张作霖越是坐大，日本越想控制他；而张作霖势力越强，越不愿成为日本手中的傀儡。日本提出铁路和满蒙权益方面的要求时，他常用拖延、改字、打太极的办法应付。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却把关键问题往后推。
日本外交官和军方对此越来越恼火。一次谈判中，张作霖据说在文件上留下“阅”字，而没有作出日本期待的正式承诺。这个细节未必能够解释全部矛盾，却反映出张作霖的处境：他要借日本之力保住地盘，又不能把东北的核心利益全部交出去。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推进，张作霖被迫从北京退回奉天。日本关东军判断，张作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甚至可能在退回东北后重新整合力量，继续拒绝日本要求。于是，关东军少壮派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6月4日的爆炸，并不是田中义一内阁公开批准的军事行动，而是关东军擅自策划。主谋之一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日本军部内部并非没有人知道东北局势紧张，但东京方面对具体行动缺乏有效控制，最终酿成了既成事实。
田中义一听到张作霖死亡后，即便没有“掩面痛哭”的确切记录，也很可能明白事情已经脱离原有轨道。他原本希望日本以较少代价控制东北，通过政治压力和经济渗透逐步扩大权益；关东军却选择直接杀人，把日本推到了更危险的位置。
张作霖一死，东北并没有立刻落入日本手中。相反，张学良接掌奉系，东北局势出现新的变化。日本军部想要的稳定代理人没有出现，东京政府也因无法惩处肇事者而威信受损。
1929年，田中义一因处理皇姑屯事件不力及与军部、宫廷之间的冲突，辞去首相职务。同年9月29日，他在东京去世，死因为脑溢血。至于“张作霖一死，他就悲痛欲绝”的说法，未免把复杂的政治失败写成了个人哀悼。
真正令田中义一感到“完了”的，恐怕不是张作霖这个人的死亡，而是日本试图用代理人和政治操控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被关东军的一次擅自行动打碎了。炸弹炸毁的不只是列车，也炸开了日本军部脱离政府控制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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