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四川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一副棺木暂时停放在康庄。陈松年站在墓前，没有急着离去。他明白，父亲陈独秀临终前交代过，日后要把棺木带回安庆。但此时战事未息，故乡仍在日军控制之下，几千里的水路也不是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担的。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后来离开了江津，陈松年一家却留了下来。有人疑惑，既然父亲已经不在，潘兰珍也走了，他为什么还要守在这座并不富裕的山城？
答案不在“舍不得离开”几个字里，而在几件必须完成的事情上。
陈松年是陈独秀与高晓岚所生的幼子，比起陈延年、陈乔年，他的名字少被提及，却亲历了陈家的多次变故。幼年时，军阀势力曾到陈家搜捕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翻墙逃走，年幼的陈松年一度跌进邻居家的澡盆，邻居急中生智，假称他是自家孩子，才让他躲过一劫。
这种惊险，他小时候未必完全明白，后来却会明白，自己能够平安长大，并不是陈家所有孩子都有的命运。
1927年，陈延年在上海牺牲。第二年，陈乔年也在上海遇害。陈松年和姐姐玉莹先后赶去处理后事，却连两位兄长的遗体都难以见到，只能在牺牲地点祭奠。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弟弟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家庭丧事，而是政治风暴直接落在亲人身上。
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陈松年后来得知父亲在法庭上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未为了减轻罪责而完全改口。1933年6月底，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关押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陈松年曾赶往南京探望，父子之间此前长期缺少的相处，也因此得到短暂弥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次年，陈松年夫妇带着家人辗转武汉、宜昌、重庆，最终与父亲一道迁居江津。这个迁徙过程并不体面，也谈不上从容，船只、粮食和住处都要临时设法解决。
陈松年在江津第九中学任职，主要负责总务，偶尔代课。收入有限，家中又添了孩子，他还要开荒种地补贴生活。陈独秀晚年疾病缠身，陈松年没有能力提供优越的医疗条件，只能在生活上尽量照应，在精神上陪伴父亲。
1940年2月，陈独秀曾到重庆治病，随后回到江津。1942年5月25日，他把潘兰珍、陈松年和何之瑜叫到身边，交代书籍、手稿以及身后安排。他还叮嘱陈松年，日后要把自己和家中长辈的棺木运回故乡。
5月27日晚上9时40分，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六十三岁。陈家当时并不宽裕，棺材费用还是靠友人帮助才筹齐。下葬时，陈松年面对墓穴说道：“你先在这里，等条件允许，我一定带你回家。”
这句话不是哀痛之下的空泛承诺，而是他此后留在江津的实际原因。父亲的棺木没有运走，家中长辈的遗愿也没有完成，他不能把这件事撂下不管。
另外，战争造成的现实阻隔同样严峻。1942年距离抗战结束还有三年，安庆的交通、治安和社会秩序都不稳定。把两副棺木从江津运到安庆，需要筹钱、找船、办理托运，还要承担途中损坏和意外的风险。对当时的陈松年来说，离开江津容易，带着棺木回家却难。
抗战胜利后，他立即着手筹办归葬。亲友听说此事，陆续伸出援手。1947年，两副棺木先运到重庆，再办理水路转运。同年6月抵达安庆，陈松年随后携妻女返乡，将祖辈安葬，并把陈独秀与高晓岚合葬于安庆郊外叶家冲。
归葬完成，陈松年仍没有过上轻松日子。后来社会环境变化，他一度多年未能前往祭扫。再次寻找墓地时，连原来的位置也认不清，只能依靠知情者指引。墓地需要修缮，可他的经济状况依然拮据，直到有关方面在1979年前后同意提供帮助，墓园才逐步得到整修。1984年夏，陈独秀墓重新落成。
陈松年回到安庆后，没有选择进入与政治联系较多的学校任教，而是靠劳动维持生活。1949年安庆解放后，他进入窑厂工作，一干就是近三十年。1953年，党和政府了解陈独秀后人的生活情况后，曾给予相应照顾。1980年，陈松年退休，并被安排到市文史馆工作。
面对来访学者，他很少替父亲作简单辩护，只表示陈独秀的是非功过应由历史评判，自己能做的，是提供真实资料。江津那段留下不走的岁月，正是他用一生守住这句话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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