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冬，香港一间普通旅店里，沈醉刚放下茶杯，一位十多岁的小姑娘便躲在爷爷身后，怯生生地打量着他。她看的不是一位远道而来的老人，而是小说《红岩》中那个令人恐惧的“严醉”。
过了好一会儿，小姑娘才鼓起勇气问：“江姐真的有这个人吗？你为什么要用竹签刺她的手指？”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沈醉尘封多年的记忆。他没有回避，只是让孩子坐近一些，说：“你愿意听，我就把当时的事讲给你。”
沈醉在国民党军统系统中长期任职，曾参与过许多秘密行动。1949年云南起义后，他被送进功德林改造，直到1959年获特赦。此后，他很少替过去辩解，也不把自己说成局外人。
关于江姐受刑的经过，沈醉曾在回忆中谈到，1948年前后，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江竹筠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她掌握联络方面的重要情况，敌人便把她列为重点审讯对象。
江姐面对审讯始终不屈。敌人软硬兼施，企图从她口中获取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但她没有吐露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有一次，徐远举当面威胁，要用侮辱女性的方式逼她开口。江姐当场斥责道：“我是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你们这些卑鄙手段吗？”
她还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是在羞辱她，也是在羞辱所有女性。几句话说得在场的人一时语塞，原本气势汹汹的审讯被顶了回去。
沈醉回忆，徐远举恼羞成怒，随后改用更残酷的刑讯。特务拿来竹签，刺入江姐的手指。那不是沈醉亲手施刑，但他当时在场，也看见了这场暴行。
因此，面对小姑娘的问题，沈醉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说：“我当时在那个系统里，脱不了干系。那是旧社会的罪恶，也是我必须承认的过去。”
这句话让小姑娘有些意外。她原以为，眼前这个人会为自己辩解，或者把所有事情归到别人头上。可沈醉没有那样做，只把江姐的坚强和敌人的残酷，一五一十讲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沈醉与香港并非只有一次短暂交集。1938年初，他奉命在湖南筹办特种警察训练班，期间结识了女学生粟燕萍。一次途中，粟燕萍因父亲病重请假回乡，沈醉顺路将她送回家。
粟父病危之际，误以为沈醉是女儿的恋人，拉着他的手说：“雪雪交给你，我就放心了。”沈醉当时没有说破。回家后，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母亲却认真提醒他，临终之人的托付不能轻易应承。
这段姻缘由此开始。两人后来结为夫妻，并有了孩子。1949年局势剧变，沈醉留在云南承担军事任务，家属则被送往香港。临登机时，孩子还以为父亲很快就会赶来，粟燕萍却从此独自承担起抚养一家老小的重担。
沈醉被俘后，台湾方面一度散布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粟燕萍带着六个孩子生活艰难，后来改嫁唐如山。多年后，沈醉获准赴港探亲，母女分别31年后终于相见，旧日夫妻也重新坐到了一张桌前。
沈醉见到唐如山时，没有争执，也没有指责，只握住对方的手说：“你们把孩子养大，我应该向你们道谢。”他还称粟燕萍是妹妹，称唐如山是弟弟，希望两家人不再被往事牵绊。
香港亲友曾劝他留下，也有人拿钱试探他的态度。沈醉没有接受。他在香港只停留27天，便返回大陆。女儿拿出一张大额支票，他也没有收，只说自己不能拿来路不明的钱。
1980年云南清理档案时，发现了沈醉参加起义及命令部下放下武器的相关材料。经核实后，他被认定为起义将领。这个身份变化，并没有抹去他的前半生，却说明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旧账作出新的选择。
临别香港前，那位小姑娘又问：“你真的变了吗？”
沈醉沉默片刻，回答道：“我不是天生就是好人，但人可以改。江姐没有屈服，我却要承认自己曾经站在错误的一边。”
晚年的沈醉一直关心国家统一，也多次给劳改人员回信，承认自己曾经作恶，鼓励他们通过劳动和改造重新取得信任。他留下遗嘱，愿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并写道：“承蒙党和人民的深恩厚德，感愧无以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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