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外，爱因斯坦还具有超卓的政治眼光和反抗庸众的勇气｜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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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国川

爱因斯坦不仅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还是高明的政论家，更难得的是，他具有反抗庸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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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 10 月 4 日，德国各大报纸刊登了一份《告文明世界书》，该文还被翻译成十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行。

《告文明世界书》否认德国对战争负有责任，指责英法等国“试图诬蔑和中伤德国在这场生死之战中的纯洁理由”，列出六条抗议，每一条都是以“这不是真实的……”开始。

这篇文章说出了当时德国知识界的心声，有来自科学、文学、艺术、哲学、法学等领域的 93 位知名人士在上面签名。

由于 1871 年普法战争的胜利，以及工业和贸易上的成功，德国到处都弥漫着强权意识、对军队的崇拜以及征服和吞并的野心。强权信仰几乎统治着所有有学识的人，取代了歌德和席勒时代的理想。

德国学者们在狂热爱国主义的影响下，一致支持国家参加战争。《告文明世界书》正是这种狂热的集中表现。

在这种社会氛围里，当时正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的爱因斯坦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孤独。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与大多数人的政治观点都格格不入。

在爱因斯坦看来，热爱和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种理念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反对暴力和军国主义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可是环顾 1914 年秋天的德国，爱因斯坦悲哀地看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谈话像疯言疯语一样，连许多向来宽容的著名科学家也表现得近乎狂热。

“当我与人交谈时，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头脑中的病态。这使我想起了女巫的考验和其他的宗教异常。”爱因斯坦在和国外的朋友通信中说，“社会的心态已经危险地偏离了轨道。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可能无法想象。”

最让爱因斯坦难过的是，他的同事——普鲁士科学院里头脑最优秀的科学家们——也染上了民族主义的狂热病，“我相信这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病，只有十分独立的人才能摆脱这种流行观点的左右，科学院中似乎没有这样的人”。

就连他的恩师、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未能幸免。四个月前，热心的普朗克将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大学高薪聘请到德国来。

作为柏林大学校长，普朗克一向温和明智，此时竟然以“正义战争”之名游说学生们参加战争：“德国已经失去忍耐力了，拔出利剑，对准那阴险背叛的源头”。

爱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没有人要求他在《告文明世界书》上签名。他自嘲为“疯人院的仆役”，“竭力避免卷入与狂热大众相关的事务之中”。

但是，当看到这份充满盲目沙文主义的文件上竟然有普朗克等熟悉的名字时，爱因斯坦感到很痛心。于是，本可置身事外的他决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不久，在柏林的知识界里开始流传一份《告欧洲人书》。它针锋相对地批评《告文明世界书》及其签名者，指出这场野蛮的战争“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弥漫在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违背了人类文明，“对于这种态度，绝对不能出于感情而原谅，这是世界文化的堕落，如果它成为知识界的普遍财产，那将是一种灾难”。

它预言这场战争最终“没有一个胜利者，可能全都是失败者”，并劝说“所有国家的知识界人士”至少应该做到使“现在争取和平而提出的条件不要变成未来战争的根源”，“欧洲应该成为 个有机整体”。

这是爱因斯坦与柏林大学生理学家尼古莱联合撰写的一篇文章。它温和而友好地呼吁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在上面签字的只有四个人，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

作为爱因斯坦人生中的第一份政治宣言，《告欧洲人书》让他获得了古怪的政治名声。

看到这样的局面，爱因斯坦很伤心，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作为一位国际主义者，对于国际上的大灾难，我心情十分沉重。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很难理解一个人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真的存在仁爱和理智的地方就好了；在那里，我一定会是一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爱因斯坦没有灰心，反而焕发了更大的政治热情。他是个具有强烈道德信念的人，不害怕公开自己的见解，无论那见解是否合乎时宜。

不久后，他参与创立了“新祖国同盟”，并不时举办演讲。该组织的目标是尽快实现没有领土要求的正义和平，创建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组织。

通过“新祖国同盟”，爱因斯坦了解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 罗兰坚定的和平主义思想，非常赞同他关于尊重真理和人类的和平呼吁，便写信表达“无限仰慕和敬意”。他说：“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

1915 年 9 月，两个伟大的知识分子在瑞士见面畅谈。爱因斯坦谴责了德国的教育，指出正是教育将国民引向了国家骄傲与对国家的盲目屈从。

回到柏林后，爱因斯坦动笔写了一篇文章《我对战争的看法》。这是爱因斯坦在“一生中最激动、最严苛，也是最成功的时刻写成的”，因为当时广义相对论刚刚完成。

如果说，广义相对论标志着爱因斯坦抵达科学成就高峰，那么《我对战争的看法》则是当时德国所发表的最勇敢的反战文章。

爱因斯坦在文章里指出，没有任何必要去寻找战争的目的和根源，如果需要激情，总是能找到的。“战争是人类发展最大的敌人，应该尽一切努力阻止战争。”他预言，未来欧洲一定会出现一个毁灭欧洲的战争政治组织。

由于当时的言论审查，他不得不从文章里删掉了两段话，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在和平时期对战争的颂扬，以及所有为战争做准备的心理和意识形态，任何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人都会强烈反对。这包括所有以‘爱国主义’名义所做的任何坏事。”

当时，军国主义已经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1916 年 2月，“新祖国同盟”被禁止活动，柏林城防司令部也将爱因斯坦列入黑名单。他必须得到最高指挥部的批准，才可以到国外旅行。

彼时德国国内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人们只能以“代用面包”等非常规食品充饥，然而人们依然相信德国必胜。孤立而忧郁的爱因斯坦认为，“只有严酷的现实，才能消除这种头脑中的错觉”。

1918 年 3 月的《布列斯特和约》及相关赔款暂时缓解了德国的粮食危机，也让德国公众的心态再次狂热起来。

人们认为，德国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困境，一定能在夏天赢得西部前线的决定性胜利。没有人意识到当时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爱因斯坦清醒地认识到，德国胜利无望，和平谈判才是最好的出路。他给同事们写了一封长信，呼吁大家发表公开声明，思考在和平时代怎么恢复国际科技交流。他还想编辑出版一本由知名学者的文章集结成的书，作者将来自参战国以及中立国家。可是，他的热心倡议却四处碰壁。

一位科学家告诉爱因斯坦：“这样的声明等价于自责，只能给我们的敌人带来快乐。甚至你的名字也不能给我们以保护，毕竟，‘国际’这样的字眼会影响我们与同事的关系，他们现在极易被激怒。”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老师的新书《魏玛十五年》，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多个侧面探讨了魏玛共和国兴亡，一个先进、开明的宪政国如何丝滑地转换成准极权国家，极有历史启示，非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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