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778年，北京，乾隆皇帝下诏为多尔衮恢复睿亲王爵位，并将其列入世袭罔替的王爵之中。这个决定看似只是给一位死去多年的宗王翻案，实际上也标志着清朝“铁帽子王”制度正式成形。
很多人以为，乾隆封铁帽子王，就是把几位普通宗室重新提拔成亲王。事实并非如此。乾隆面前的这些王府，有的爵位传了几代仍然稳固，有的已经从亲王降成郡王，还有的连嫡系后人都没有。
清朝早期，宗室爵位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定亲王永远是亲王。皇太极时期，降等袭爵仍是常见办法。颖亲王萨哈廉去世后，儿子阿达礼承袭的是郡王；克勤郡王岳讬的后代，也曾降为贝勒。
这种制度并不难理解。王爷本人有战功、有威望，朝廷可以给高爵；子孙若没有同等功劳，爵位便逐代降低。名分和俸禄都不能无限扩张，否则宗室越养越多，财政很快便会吃不消。
变化发生在顺治年间。顺治五年，礼亲王代善去世。代善是努尔哈赤嫡子，也是清朝宗室中极有分量的人物。次年，多尔衮的同母弟多铎又因天花去世。两位重量级开国王爷接连离世，朝廷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爵位如何延续。
顺治六年，清廷形成新的承袭办法：亲王的一个儿子仍封亲王，其余儿子封郡王；郡王的一子承袭郡王，其余儿子降为贝勒。也就是说，亲王、郡王的主支可以世袭罔替，贝勒以下仍然逐代递减。
代善的儿子满达海承袭礼亲王，多铎的儿子多尼承袭豫亲王，成为这一政策下最早的受益者。不得不说，这里面既有皇室对开国功臣的安抚，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若连代善、多铎这样的宗王都迅速降成低爵，清初宗室难免心寒。
但世袭并不等于绝对保险。康熙的五弟常宁以恭亲王身份去世，康熙却没有让其后代照旧承袭亲王，反而降到贝勒。宗室爵位究竟能传多高，往往还要看皇帝态度。
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宗室人口大幅增加。乾隆本人子嗣众多，早期王爵又长期不降等，亲王、郡王府越来越多。乾隆担心重蹈明朝宗室膨胀的覆辙，于是规定亲王、郡王也要逐代降级，同时为少数开国功臣保留世袭罔替资格。
礼亲王、郑亲王两支，在乾隆确定名单时，基本没有经历爵位下降。他们只是因为顺治朝的政治安排，改用了康亲王、简亲王等称号。乾隆认可其祖先功劳后，又将封号改回礼亲王、郑亲王。
克勤郡王和顺承郡王则一直以郡王身份传承。乾隆没有因为列入铁帽子王就把他们晋升为亲王。可见“铁帽子”首先意味着爵位不再下降，并不代表所有王府都能获得同样的等级。
最特殊的是庄亲王一支。承泽郡王硕塞死后，儿子博果铎承袭并改封庄亲王。博果铎没有儿子，硕塞却并非绝嗣，仍有孙辈在世。雍正即位后，却把自己的弟弟允禄过继给博果铎，令其承袭庄亲王。
当时宗室和大臣颇有非议，有人直言：“硕塞一支明明有人，为什么要另立嗣子？”这场过继，实际上让硕塞的直系后人失去了庄亲王府。乾隆后来只给他们一个世袭奉恩将军爵位，庄亲王仍由允禄后代承袭，这便是清代宗室中颇具争议的“吃绝户”。
多铎一脉则经历了先升后降。多铎原本是豫亲王，顺治年间因多尔衮获罪受到牵连，死后被追降为郡王。多尼及其后代只能以信郡王身份传承，直到乾隆时期才重新恢复豫亲王称号，前面数代也一并追封为亲王。
这次恢复并非单纯照顾亲戚。乾隆认为多铎在清军入关、平定中原过程中战功极大，且此前降爵主要源于多尔衮案。多尔衮既已平反，多铎一支自然也应得到补偿。于是，信郡王府重新成为豫亲王府，获得了亲王级别的世袭待遇。
多尔衮本人更为曲折。他没有亲生儿子，曾以多铎之子多尔博为嗣。顺治朝清算多尔衮时，睿亲王爵位被削除，多尔博也回归多铎一支。乾隆恢复睿亲王爵位后，又让多尔博重新过继给多尔衮，睿亲王府最终仍由多铎后代掌握。
所以，乾隆册定铁帽子王时，真正发生的并不是简单封赏，而是一次宗室爵位的重新整理。有人只是把原有的世袭资格保留下来，有人从郡王重新升为亲王，有人则因宗法过继失去本支爵位。清初王爷身后的荣辱，往往不只取决于战功，也取决于继承人、皇帝态度以及一纸宗法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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