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92年，浙江江山，85岁的毛森站在故乡人面前，手指微微发颤，写下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这个曾在军统系统中以狠辣著称的人，晚年回到大陆时，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场简单的乡情聚会，而是一段复杂历史的重新碰面。
毛森的名字，曾让许多人不寒而栗。解放战争时期，他负责过特务、肃奸和情报工作，因为大肆抓捕地下党员、民主人士以及普通群众，民间甚至送给他“毛骨森森”的称呼。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多年后还能回到家乡？
答案并不在一句“思乡”里，也不只是一次普通探亲。毛森回乡之前，家乡政府已经归还了他的祖宅；而他早年在大陆留下的所作所为，也被如实写进了县志。两件事放在一起，恰好体现了当时处理历史人物和侨居人员问题的一种尺度：该承认的亲情可以承认，该记录的罪责也不能抹去。
1908年，毛森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因为家境困难，他到15岁才开始读小学。后来为了报考师范，曾借用同姓乡人的高小毕业文凭，通过考试进入学校。师范毕业后，他当过一年小学教员，随后考入浙江警官学校。
这段经历很普通，却成为他日后进入军统系统的起点。警校毕业后，经江山同乡毛人凤引荐，毛森进入特训班，并加入复兴社。那时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正不断扩张，地方关系、军事训练和个人胆识，往往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
1933年，毛森奉命以记者身份前往福建，监视蔡廷锴等人的反蒋活动。当时，十九路军部分将领在福建采取反蒋行动，毛森负责搜集相关情报。中央军随后调集大军进剿，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任务完成后，他留在当地，担任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笠让毛森回浙江招募人员，组建别动队。他很快拉起约500人的队伍，并亲自训练。队伍成形后，毛森将其交出，转任别动队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此后，他的活动重点逐渐转向沦陷区的秘密行动。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军统开始加紧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布置力量。毛森奉命组建上海行动总队，负责打击日伪特务和搜集情报。行动期间，他曾因交通员叛变被捕，身陷囹圄。
即便被关押，他仍设法通过外部联系，指挥狱外人员继续行动。后来逃出监狱，戴笠不仅没有追究，反而设宴接待，并任命他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这样的破格任用，说明毛森在军统内部已经被视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行动人员。
问题也由此而来。特务系统看重效率，往往不问手段。抗战胜利后，毛森奉命到上海处理汉奸案件，掌握了大批人员名单。抓捕汉奸本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执行中，扩大范围、借机敛财等问题也随之出现，毛森的名声由此更加恶劣。
到了国共内战时期，针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的镇压不断升级。毛森参与其中，手上背负了大量血债。有人后来替他辩解，说他只是奉命行事；但命令不能替代责任，具体执行者更不可能因为“服从”二字就洗脱罪责。
1949年，毛森逃往台湾。失去原有实权后，他又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蒋经国逐渐掌握权力后，毛森受到排挤，只能离开台湾，辗转前往美国生活。远离权力中心，他的后半生明显沉寂下来。
有意思的是，身处海外的毛森始终没有切断与故乡的联系。他告诫子女不要忘记中国人的身份，家中也不许孩子只用英语交谈。1981年，他曾向家乡政府写信拜年，并在信中称“中国现在是贤明者掌权”。这句话，至少表明他对大陆现实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
后来，毛森留在大陆的女儿获准前往美国探亲，把祖宅归还的消息告诉了父亲。毛森听后受到触动。当他得知自己的历史被写入县志，又看到其中没有回避早年罪行时，曾表示：“这是事实，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
这并不等于他获得了历史上的免责。恰恰相反，县志保留那些记录，说明回乡礼遇与历史评价并非一回事。故乡可以接纳一个归来的老人，历史却仍要记住他曾经做过什么。
1992年，毛森携夫人回到江山。乡亲们请他题字，他写下“谢谢亲爱的乡亲们”。随后一行人途经杭州，浙江省长曾接见他们。抵达上海后，毛森还会见了几位当年军统系统的旧同事，双方相隔数十年再次见面。
他握着老同事的手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得知对方已经在大陆安居乐业，他又说：“我感到很欣慰。”这些话不长，却把个人命运、时代变迁和旧日关系压缩在了一次会面里。
回到美国不到半年，毛森因心肺衰竭去世，终年85岁。那八个字留在故乡，至于他一生的功过，则分别留在亲情的记忆和冷峻的历史记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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