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52年，一位18岁的湖北农村姑娘，给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写了一封信。她叫闵全贵，沔阳县十区人。13岁那年，表姐做主将她许配给了洪湖县的丁家旸。1951年冬，17岁的闵全贵出嫁，婚后发现两人性情不合，日子过得磕磕绊绊。
1952年3月，她鼓起勇气向沔阳县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同时要求拿回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财物。沔阳法院以“管辖不合”为由，将案子转给了洪湖县法院。
洪湖法院接了传票，又转给六区区政府，之后便再无下文。到了9月，管理民事案件的人员更换，她的案子像一粒石子丢进池塘，涟漪散尽，连回声都没听见。
一个不识字、无依无靠的农村妇女，在那个年代能怎么办？婆家不能住了，娘家也容不下她，嫂子更是骂她不让她回家。她只能四处借宿亲戚家，像一片被风吹来吹去的落叶。走投无路之际，她想到了省委书记李先念。
这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在信中，他将半年来起诉离婚的遭遇、两地法院的推诿拖延，一五一十讲得清清楚楚。她大概不会想到，这封信真的被送到了每日阅批群众来信的李先念案头，而李先念竟真的一个字一个字读完，随后提笔写下了一段日后登上报纸的批示。
1952年10月12日，《湖北日报》一版刊登了这封来信及李先念的批示。批示措辞果断而温暖：“令洪湖、沔阳两法院立即调查处理，妥善安置和保护好闵全贵，不得遭受意外侵害，并将处理结果送《湖北日报》公开发表。”
“妥善安置和保护好闵全贵”，这九个字在当时绝非空话。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全国婚姻纠纷案件激增，而妇女因离婚诉求遭受暴力甚至死亡的案例并不罕见。
李先念的批示，既是对司法机关的指令，更像一道护身符投到了闵全贵身上。她在后来的信中写道：“硬是喜了几夜，想了几夜，人民政府就是我们贫苦农民的青天，就是我们这些受压迫人的亲人。”
10月30日，闵全贵拿到了离婚证书，但陪嫁财物仍未能取回。她再次托人写信给李先念。11月23日，《湖北日报》一版再次全文刊登来信及李先念第二次批示：“闵全贵同志第二次来信，洪湖法院仍未合理解决她的婚姻问题与财产问题，必须依据《婚姻法》迅速处理，省法院及司法改革委员会应派人检查，并将检查结果送《湖北日报》登载。”
一个省委书记，在半年内两次为同一名农村妇女的婚姻案件公开批示，且两次都要求报纸全文刊登、接受社会监督，这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动容。
更关键的是，批示之后有行动。省司改委工作组迅速成立，进驻洪湖、沔阳两县展开实地调查。工作组走访了男女双方所在的村庄，了解到闵全贵勤快能干，而丁家旸不求上进、不爱劳动，整个家庭不和睦、生产不积极，一致认为闵全贵的离婚诉求合理合法。
最难做的工作在丁家。乡长亲自住进了丁家，一住就是几个晚上。丁母说：“《婚姻法》是离婚法，把穷人的老婆给翻掉了。”丁家二弟也抱怨：“婚都离了，还要东西，弄个丢人又掉财。”
乡长不恼不怒，一夜一夜地耐心劝导：新社会提倡男女平等，恋爱、结婚、离婚是双方自由，不是丢人的事；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男女都一样，陪嫁财物是闵全贵从娘家带来的，她带走自己的东西，合情合理。
思想工作一点一点做通了。工作组帮闵全贵把陪嫁财物搬回了娘家。闵全贵感动之余，表了决心：要在修堤中积极工作，争当模范。一场因婚姻引发的“民告官”风波，至此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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