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80年初春，江西省军区的一间会议室里，参加过革命战争的离休老同志正谈起往事。有人准备捐出保存多年的照片，有人愿意提供日记和书信，也有人打算整理战斗经历。
角落里，一位右臂残缺的老人忽然站了起来。他叫刘正明，1908年出生于江西永新，此时正好72岁。老人声音不高，带着井冈山口音：“我想写书，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书。”
屋里安静了片刻。大家都知道，刘正明文化基础很弱，右臂又早已在战争年代失去。让这样一位老人独自写回忆录，听起来确实困难。
主持会议的张政委关切地问：“老刘，你只有一只手，准备怎么写？”
刘正明没有退缩：“我自己写不了，就慢慢学，也可以请人帮着整理。”
会后，他给原工作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信，希望得到协助。等来的回信却说，厂里抽不出人手，建议他安心休息。他又联系熟悉的作家，对方同样有现实困难，无法承担这项工作。
闲话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老人只是想出名，也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连字都认不全，凭一只左手怎么写书？这些话传到刘正明耳中，他当然难受，却没有把稿纸收起来。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并不是一次座谈会，而是几十年前那些无法忘却的人和事。
1930年5月，刘正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在贵州患过重病，部队曾用有限的药品救治他，还安排人员用担架抬了三十天。过雪山时，负责照顾他的同志在敌机袭击中牺牲。
这些人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甚至没有留下多少姓名。刘正明很清楚，自己是幸存者，若连亲历者都不肯记录，那些细节可能就会沉入尘土。他要写的，不是个人功劳，而是那些牺牲者曾经走过的路。
可写作对他而言，几乎等于从头开始。住红军总医院时，他曾向一位干部学过几个字。离休前，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行政办公室工作近十年，身边同事多是文化人，但他一直没有系统读书识字。
干休所李政委得知此事后，送来几本稿纸：“先写起来，不够再拿。”
刘正明急忙掏钱，李政委按住他的手：“这是组织支持你写回忆录。”
这句话给了老人很大力量。儿子成了他的老师，每天教他认两个拼音字母。刘正明买来带拼音的字典，学会拼读后，又练习按部首、笔画查字。旧字典被翻得卷边，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标记。
买菜排队时，他把拼音卡片带在身上；住院时，也把卡片放在床边。有人把它当成孩子的玩具，他便一张张捡回来。年过七十才开始学拼音，这在旁人看来近乎不可思议，他却把识字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写字同样艰难。左手握笔不稳，稍微用力，笔尖便划破纸张；用力太轻，字迹又看不清。为固定稿纸，他买来铜尺和木板夹，小心调整位置，慢慢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办法。
1980年夏天，九江气温一度达到四十摄氏度。干休所安排老干部到庐山疗养，刘正明却拒绝了。李政委劝他把稿子带上山，他摇头说：“我年纪大了，得抓紧写。等以后写不动了，后悔也来不及。”
那段时间，他几乎整日伏案。蚊虫叮咬，伤疤胀痛，凉毛巾敷一敷，接着写。冬天屋里寒冷，左手冻得发麻，他便放在胸口捂热，再拿起笔。稿纸一页页增加，左手的手指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劳累很快带来后果。左臂原本也负过伤，长期用力后出现麻木和疼痛。医院检查认为，左臂肌肉劳损，并有神经轻度萎缩，功能可能逐渐减弱。对失去右臂、生活全靠左手的刘正明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
停笔吗？
他想到红军医院里认识的一位王姓团长。那人头部重伤，医生认为难以救治，却仍坚持为伤病员送水、谈心、教文化，直到生命最后阶段，还在打草鞋。王稼祥曾称赞他是“永远不废的人”。
刘正明受到触动。他白天去医院做理疗、针灸，晚上回家继续写。老伴劝他休息，儿子想办法让他分心，他却始终没有放下那沓稿纸。对他来说，写作不是消遣，更像一次迟到多年的政治任务。
经过反复书写和整理，十一万多字的《蛮牯佬从军记》完成了。1982年4月，这部回忆录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他记录革命战争经历的文章还陆续刊登在《星火燎原》《解放军报》等报刊上，相关事迹也被拍摄成电影、电视节目。
2003年12月9日，刘正明在九江逝世，享年94岁。案头那支被长期握住的笔，见证了一个没有正规文化基础的独臂老红军，怎样从拼音字母学起，把记忆写成了十一万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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