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钟赤兵穿着军装参加授衔仪式。授予中将军衔的将领中，他的身影格外醒目：右腿从大腿根部截去，只能依靠拐杖和假肢行走。这条缺失的腿，记录着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段战斗，也见证了一个红军指挥员的坚守。
他的军旅生涯，并不是从完整的履历开始，而是从一次几乎无法活下来的负伤开始。1934年11月，中央红军抵达广西灌阳一带，蒋介石调集重兵，在湘江两岸设置封锁线。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坚守新圩，为中央纵队渡江争取时间。
新圩是通向湘江的重要通道。红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把部队布置在道路两侧的山地上，凭借简陋工事阻击桂军。战斗一打就是三天三夜，敌军有飞机和火炮支援，红军却只能依靠步枪、手榴弹以及并不牢固的阵地硬扛。
钟赤兵当时二十岁出头，既要判断敌情，又要不断调整兵力。他在阵地间来回奔走，右腿被弹片击中后，伤口很快露出白骨。警卫员想把他抬下去，他却没有同意，只让人简单包扎，继续留在前沿指挥。
“师政委，腿伤得不轻，必须后撤！”
“阵地不能丢，先把部队稳住。”
这不是一句逞强的话。红五师参谋长胡震在战斗中牺牲，两名团长一死一伤，部队伤亡过半。直到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阻击任务完成，钟赤兵才被送下阵地。此时，他的右腿因失血和感染，已经无法保住。
手术没有现代条件下的麻醉设备，医生只能用木锯截肢。由于伤口持续恶化，钟赤兵在短时间内连续接受三次手术，右腿最终从股骨根部截去。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一岁。
更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部队正在长征途中，伤员无法长期停留，担架也极为紧缺。有人建议把他留在当地养伤，等身体恢复后再设法寻找部队。钟赤兵拒绝了。他清楚，一旦掉队，个人生存尚且难保，更谈不上回到革命队伍。
彭德怀得知情况后，作出了“用一个团抬也要把他带走”的安排。钟赤兵就这样被战友抬过山路，后来又拄着双拐赶路。长征的里程不是一串轻飘飘的数字，里面有雪山、草地、饥饿、寒冷，也有敌机轰炸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
过北盘江时，部队遭到敌机袭击，担架上的钟赤兵成为重点目标。贺子珍在危险中扑到担架上，替他遮挡飞来的弹片，身负多处伤。这样的场景并非传奇故事里的渲染，而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常见的生死相托：一个人受伤，往往意味着几个人甚至一个班、一个连共同承担。
长征结束后，钟赤兵赴苏联学习。1938年回国，他先后在军委机关和部队担任职务，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也承担过重要工作。身体上的残缺没有让他退出一线，反而使他在组织工作、部队建设和干部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执行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军委民航局局长。民航事业当时几乎从基础起步，机场、航线、技术人员都十分缺乏。钟赤兵参与机场选址、人员调配和航线建设，面对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另一种陌生而艰苦的任务。能把战场上的组织能力用于国家建设，是他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954年，他调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一次座谈中，他与曾经的对手王家烈见面。谈及当年的伤腿，钟赤兵用带有贵州地方色彩的说法打趣道：“我的腿，是贵军的双枪兵借走的。”一句话缓和了气氛，也让那段兵戎相见的旧事有了新的处理方式。
遗憾的是，特殊历史时期到来后，钟赤兵也未能避开冲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审查和关押，前后被隔离三年。面对强加的罪名，他没有用沉默换取苟安，而是持续申诉，逐条说明事实。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从小在红军里打仗出来的”好同志，这一评价后来成为处理其问题的重要依据。
1955年授衔时，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5年12月，钟赤兵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授衔照片里，他拄杖而立；那条缺失的右腿，已经留在湘江边、新圩阵地和万里征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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