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安仁决策与朱毛井冈会师|湘南起义|杀朱拔毛|安仁(洪武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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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会师井冈雕像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在安仁的历史研究

来源：湘潮（下半月）2009年11月

作者：罗范懿

摘要：朱德、毛泽东两双大手能在井冈山握在一起，决定于湘南起义，更决定于促成湘南起义中的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战略决策。

“朱毛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传》第一卷第180页）；“没有湘南起义，就没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就不会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肖克：《湘南起义》第129页）；“当毛泽东和朱德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位文学家用诗一般的语言，这样描写道：‘地球一阵轻抖，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将粟裕》第45页、《林彪的这一生》第50页）。可想而知，朱毛两双大手能在井冈山握在一起，决定于湘南起义，更决定于促成湘南起义中的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战略决策。

“朱德在轿顶屋一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作出了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和毛泽东会师的伟大战略决策。”（《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轿顶屋档案资料》）。因此，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管理局于2002年5月19日公布轿顶屋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应该同时也认定了轿顶屋的文物档案，也就同样认定：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在安仁。

通过查阅和分析大量史料，笔者认为：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在安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的：

一、决策主客体分析

从决策主客体分析，朱毛井冈会师的主客体是朱德和毛泽东双方，但决策的关键最终在朱德，决策的位置在井冈山下。

文革时有红小兵对何长工说的“朱毛会师”发出质问，说应该是“毛朱会师”，何长工解释：“孟子见梁惠王，不是孟子比梁惠王大，这不是大小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找朱德会师，是朱毛会师。毛主席是有了根据地的，朱德同志是主动找毛主席会师的。你们读英语，有主格、宾格嘛。”（《话说朱德》第115页）

就是说，虽然毛泽东先后派了三个人（何长工、毛泽覃、刘斌）并亲自带队伍下山来迎接朱德上井冈山，确实为促成朱德队伍上井冈山会师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是最终主动权还在朱德。主人请客，也只能“请”，客去与不去，最终在于客。何况当时的毛泽东和朱德都还只是慕名而未曾谋面相识，朱德又知道了当时的毛泽东已被错误“开除党籍”、撤销了中央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在党内已并非朱德的上级，他们之间也没有上下级领导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关系，毛泽东没有命令朱德上井冈山的决策权；“1928年1月下旬中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368页）可见，湘南起义是由湘南特委和朱德、陈毅共同领导的革命军和农民联合的革命运动。湘南特委坚决反对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当时朱德的党的上级领导机关——-湖南省委也作出决定：不准朱德带队伍上井冈山，并明确上井冈山是逃跑主义，应坚守湘南“守土有责”，实行“焦土战役”“烧烧烧、杀杀杀”。可见朱德的是否上井冈山只是他的自愿抉择，要作出上山的决策又是在一直承受山下省委和特委的巨大阻力。朱德来安仁之前都一直只能是在意向、酝酿中，决策上山是在山下，朱德在山下犹豫或等待、观望在所难免。

二、历史事件演绎

研究历史事件演绎，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只好在安仁。

一是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腾出精力和兵力南北夹击，促成了朱德在安仁决策上井冈。“1928年3月，湘、桂军阀混战结束⋯⋯”（《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4卷第193页）；1928年3月29日，朱德率一师主力来到安仁。1928年4月1日安仁解放，4月2日安仁苏维埃政府成立；“湘南暴动发展到安仁的时候，国民党新军阀蒋桂战争结束，他们转过头来以六个师的兵力南北夹击湘南⋯⋯”（《唐天际生平纪实》第25页）；“在湘南敌人没有大举‘围剿’之前，我们计划打通安仁、茶陵，以便必要时向井冈山靠拢。结果敌人来了‘围剿’。”（《朱德自述》第124页）

可见，蒋桂战争也是在3月底结束，蒋介石下令粤、湘军“协剿朱德部”的时间应是在4月2日左右。朱德队伍在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时，蒋介石忙于调粤军、湘军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打仗，没有精力顾及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支逃散出来的队伍在湘南起事。因此，湘南特委和朱德共同领导的湘南起义势如破竹，湖南省委的“守土有责”决定，要求朱德带领起义队伍在湘南实行割锯。之前，湘南起义战事进展顺利，让朱德的上井冈会师决策一直都在犹豫，策而未决：“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朱德选集》第396页）；“湘南暴动之时，正好军阀白票禧和唐生智之间发生战争，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有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了湘南。”《《朱德选集》第398页）；“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朱德决定：主力部队撤出耒阳，深入安仁各地宣传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同时筹粮扩军，等待时机东进井冈山，同毛委员会师。”（《安仁县人民革命斗争史略》调查手迹资料之二）。

朱德离开耒阳进入安仁前在耒阳骜山庙大坪的动员讲话原文是：“这次进入湘南取得了很大胜利，广大农民已组织起来了。各县都有了自己的工农武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广大农民扬眉吐气。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卷土重来，我们要百倍警惕，要选择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消灭更多的敌人。革命道路是漫长曲折的，同志们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今年42岁了，你们还年轻，我都不怕，你们更要不怕苦，要将革命进行到。”（《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第101页）

从以上朱德的回忆和自述中“在湘南找一块根据地”、“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不得不退出了湘南”、“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等等可见，朱德来安仁时的上井冈山，先还是在等待观望；从安仁革命斗争史略的原农运调查手迹资料也写道：“等待时机东进井冈山”，也表明朱德来安仁前对上井冈山是策而未决的；在朱德离开耒阳的最后动员报告里也只字未提队伍准备上井冈山的事，只隐约含蓄提到“要选择有利的地点、时间消灭更多的敌人”。

因此，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从粤军、湘军中调集6个师的兵力，对朱德在安仁的主力队伍从南面的广东乐昌、北面的湖南衡阳南北夹击过来，这时安仁上井冈山的东面正是留下一个敌人力量薄弱的缺口，蒋介石也就促成了朱德在轿顶屋作出上井冈山的最后拍板。

二是唐天际带领安仁3000农军“三枪夺攸县”，扰乱了敌人的视线，给南北夹击敌军造成朱德队伍北上长沙的错着，为朱德队伍上井冈山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一攸县“决策战”的成功当日促成了朱德在轿顶屋作出队伍立即上井冈山的最后“战略决策”：“作出了挥师井冈山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安仁县志》之“军事纪念地”对“轿顶屋”的史料介绍）。

三是朱德只在安仁才远远摆脱了湘南特委在郴州对这位军事主要决策者的领导干预。1928年4月4日朱德在轿顶屋作出上井冈山决策，“陈毅在郴州接到朱德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后，立即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和湘南农军转移，在资兴与袁文才、何长工所率的第二团会合。”（《朱德的非常之路）第142页）“1928年4月9日，湘南起义陈毅部与湘南特委机关及井冈山前来接应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汇集资兴彭市，在彭公庙召开了负责人联席会议⋯⋯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执意回衡阳。陈毅等坚持上井冈山。两种意见，两种主张，相持不下，最后作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杨福涛不听劝阻，执意将特委机关带往衡阳，结果在耒阳、安仁交界处遭敌伏击，全部遇难。次日，陈毅率部开赴井冈山。”（《湖南文化遗产》总第9期第57页）足以可见湖南省委、湘南特委对上井冈山决策的干预强度，因为滥烧滥杀、焦土战役的“左”倾盲动错误路线，最后导致湘南特委机关覆灭，湘南起义队伍（除各县留守队伍外）这时才从湘南向井冈山全部转移。

三、历史时间考证

通过历史时间考证，朱毛井冈山会师决策只能在安仁。“4月上旬，朱德、陈毅果断决定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粟裕传》第25页）；“4月初，陈毅和朱德率领起义军分两路从耒阳、郴州向井冈山转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卷：陈毅，第27页）；“4月初，在得到湘南起义部队撤退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命令一、二两团向湘南出击，接应暴动部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大事纪实》第24页）；“湘南起义，从1928年1月至4月初，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之四第194页）。

以上可见，历史已肯定了朱德决定上井冈山的时段是4月初。

“3月25日，我到耒阳骜山庙找到了朱德同志。”（《唐天际生平纪实》第21 页之《跟随朱德上井冈》）；“3月29日，当我们回师到华王庙时，朱德同志带主力团的另两个营，也从耒阳来到了华王庙。”（《唐天际生平纪实》第22页）；“3月29日，朱德完成转移准备。”（《朱德传》之《会师井冈山》）；"3月31 日，朱德率部从灵官庙经台岗寨，过龙源冲，到神州河，宿营三口铺，朱德住卢家祠。当晚，朱德在卢家祠召开军人大会，进行整军和纪律教育。”（《安仁县志》民国17年大事记）。

以上史料又足以证明朱德于3月底就进入了安仁。

“4月3日，唐天际、龙文从、萧祖述、刘斌等，按照朱德的指示，率领3000农军，分东、中、西三路攻打攸县，当天即率农军返回安仁。”（《安仁县志》民国17年大事记）；“4月4日，下午，朱德在住处轿顶屋内召开部队和党政负责人会议，研究工农革命军转移和地方党政如何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及应变措施等问题。”《《安仁县志》民国17年大事记）；“4月5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撤离安仁，沿永乐江而上，经羊脑向井冈山进军。”（《安仁县志）民国17年大事记）；“毛泽东知道消息后，4月6日离开桂东向汝城进军，阻击牵制从广东追击我们的敌军。”（朱德：《关于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

以上是按时间先后列出的“大事记”史料。我们再从以下史料来推断：

“袁文才、何长工带领从井冈山下来的二团同陈毅率领的农军在资兴彭市会合。这时，陈毅也接到朱德关于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正在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向东撤退。正在这时，毛泽东又传来命令，要第二团和湘南起义部队立即撤往井冈山。”（《朱德与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8页）。

以上史料中的“这时”，正是以上陈毅在资兴彭公庙组织召开从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等和从郴州追赶过来的湘南特委三方负责人开会的时间：4月9日。朱德于4月4日在安仁轿顶屋开会决策、4月5日起程上井冈山，估计朱德发出要陈毅率农军从资兴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应该是4日的晚上或5日这个时间，安仁到资兴有130多公里山路，按当时的条件一路顺利也需要三四天才能送达，所以，陈毅于4月9日接到朱德转移命令的时间是准确的。朱德在安仁轿顶屋向陈毅发出井冈山转移的命令，才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最后决策。

当然，朱德在安仁前面的耒阳等地已同陈毅有了上井冈山的酝酿和准备：“3月29日朱德完成转移准备”。但毕竟准备不等于决策，准备还只是“策而未决”。通常是一些还没能付出决策实施的准备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还显不出重要，只有当决策实施之时的准备工作才可能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就像一个运动员每天都训练准备夺冠，但最后你放弃了参赛，那么，前面的训练对一个运动员来说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因此，在安仁之前朱德、陈毅酝酿准备上井冈的时间不是决策的时间，《安仁县志》“大事记”记载朱德在安仁的活动时间是准确无误的，朱毛井冈会师决策的时间也只能在安仁。

“前不久（1927年10月下旬间），毛泽东派秋收起义部队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两个连到安仁县城，发动群众打土豪⋯⋯”。（《唐天际传》第60页）；“唐天际先把安仁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的龙文从和从外地回来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颜文达以及参加过秋收起义、被毛泽东同志派来找朱德部队的刘斌（安仁排山乡人）找到，然后又一起将散落隐蔽在全县各地的近百名共产党员串到一起。”（《唐天际传》第69页）；“毛泽东派来的毛泽覃来到安仁按应，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从安仁县城、罗山苏古骑、狐狸冲、神州河、樟桥、茶陵湖口圩、酃县沔渡一路上井冈山。”（《朱德与中共党史重要事件》第101页）。

可见，毛泽东虽然未来过安仁，但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念念不忘“立德”的“安仁”，他一而再、再而三派人来到安仁，要接应一个“玉阶兄”却有“红色美德”之寓意的“朱德"大名的人，从“立德”的地方上井冈山。毛泽东从安仁这块“立德”的地方接上山的这个姓名就有“红色美德”之誉的军人，后来就成了“红军之父”而与他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终身为伴。毛泽东同安仁有难分难解的未见之缘、之谜。

今天的安仁又是郴州市坐落井冈山革命老区的北大门，也是当时湘南起义的“湘南”境内的最后一个县，朱德挥师上井冈山在安仁决策，又是其地理位置的自然而然。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历史事件的演绎和历史时间的考证，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在安仁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既是历史必然，又是自然而然。当然，通过会师决策，朱毛在井冈山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创立了伟大富强的新中国！“朱毛会师”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也就像运动员参赛一样已夺得了“冠军”，乃至“世界冠军”。

显然，这条“冠军路”是从前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决策地”的安仁只是有幸在这条“冠军路”的决策“起跑线”上，前面的浏阳、耒阳、资兴、永兴、郴州、宜章、汝城、桂东、崇义、仁怀、韶关甚至于平江等等无不都是“冠军路”上的“助跑线”，紧相关联，缺一不行。

朱毛井冈会师决策路从安仁轿顶屋开始铺上了井冈山！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中国革命三条最早的正义烽火之路，中国近代史上天意地在“仁德之乡”的“安仁”由朱德汇合起步，向井冈山进发，同毛泽东会师，把中国革命整体上从东南向西北推上“万里长征”！又将从这条人间正道把中国的科学发展推上更加伟大的“万万里长征”！

安仁：“朱毛井冈会师决策地”——在这条正义、文明、和谐、科学的决策起跑线上，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科学发展，都在时刻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