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昌中学事件看教育收费的边界

2026年8月31日，四川平昌一所中学被曝向学生收取220元“门禁费”。消息一出，迅速引发家长和网友的质疑：门禁不是学校该提供的基础安全保障吗？凭什么向学生收钱？当地教科局随即介入调查，核实该费用为第三方增值服务费，目前已全额退还家长。

从曝光到调查再到退费，处理速度不算慢。但这件事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退没退”，而是这笔钱从一开始就不该收，为什么还是收了？

我看到的，是一起典型的“擦边收费”被及时纠偏的案例。它给所有学校提了个醒：教育收费的红线，不因为披上“第三方”或“增值服务”的外衣就可以模糊。

一、门禁费的性质：基础安全服务，还是增值服务？

先厘清一个基本问题：学校的门禁系统，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学校对学生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是《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共同确立的基本要求。门禁管理是学校安全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学校应当提供的基础性保障，而不是可以额外向学生收费的“增值项目”。

什么是增值服务？通常指在基础服务之外，由第三方提供的、学生和家长可以自愿选择的附加功能。比如，一些学校引入的“平安短信”服务——学生进出校门时刷卡，系统自动向家长手机推送通知。这种服务确实有便利性，也确实是第三方公司在运营，但它有一个关键前提：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收取。

如果学校将门禁系统的基础功能与增值功能捆绑在一起，统一收费，且没有给学生和家长留下“不使用增值服务也不影响正常进出校门”的选择空间，那么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实质上都涉嫌变相强制收费。

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220元多不多，而是“必须交”这三个字。 一旦“必须”，自愿就消失了，增值服务的合法性基础也就动摇了。

二、教育收费的红线：国家和地方划得清清楚楚

很多人不知道，国家对教育收费的规范，细到了什么程度。

教育部等五部门早在2018年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学校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的商品或者服务。 2022年，教育部等多部门再次发文，强调严禁学校以信息化教学、课后服务等名义变相收费、违规收费。

四川省也出台了相应的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标准、程序作出了明确限定。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代收费必须据实结算、多退少补，且不得从中谋利。

回到平昌这件事。220元门禁费被包装成“第三方增值服务费”，从表面看似乎绕开了“学校收费”的禁令——钱是第三方公司收的，学校只是“配合”。但这种“绕道”在法律上和监管实践中，并不被认可。

学校是教育收费管理的责任主体。 即使费用由第三方公司收取，只要收费发生在校园内、针对的是学生和家长、利用了学校的公共管理职能，学校就负有审核和把关责任。如果学校放任第三方在校内设置强制收费项目，甚至协助推广、代为收取，就实质性地介入了违规收费行为。“不是我收的钱”不是免责理由。

三、退费是第一步，追责才是关键

平昌县教科局的处理结果是“费用全额退还家长”。这个结果，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是止损；但对规范教育收费而言，远未结束。

退款解决的是“不当得利返还”问题，不等于解决了“违规行为追责”问题。

从法律和监管角度，这笔钱是怎么进入收费清单的，谁批准了它，谁和第三方公司签的协议，协议里有没有利益输送，这些才是最需要查清的问题。如果没有追责环节，那么退费就只是一个成本计算——违规被发现了就退，没被发现就继续收。这种“零成本违规”的模式，对学校治理而言是致命的。

《教育法》《教育督导条例》等法律法规赋予了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违规收费行为的查处权限，包括责令纠正、通报批评、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处分等。如果查实学校或相关人员在收费过程中存在程序违规、审核失职甚至利益关联，问责应该跟上。

我看到的现实是：很多类似事件的处理，最后都停留在“退费了事”。家长的怒气消了，舆论的热度退了，但制度漏洞还在原地。下一次，换个名目，换个第三方公司，同样的事情还会再来一次。 真正让学校不敢乱收费的，不是退费的压力，而是追责的确定性。

四、家长的权利：不是“被通知交钱”，而是“有权说不”

这件事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很多家长面对学校的收费通知，习惯性地选择了沉默。一是担心孩子在学校被区别对待，二是觉得“钱不多，算了”。这种沉默，恰恰是违规收费最需要的土壤。

在法律上，家长对学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享有知情权。学校或第三方提供的增值服务，必须明确告知：服务内容是什么、由谁提供、收费标准依据什么、可否自愿选择、不选择是否影响孩子正常上学。如果这些信息没有被充分告知，家长的“交费”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而是信息不对称下的被动服从。

更重要的是，家长有权拒绝强制性的不合理收费。如果因为拒绝交费而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比如不给孩子办门禁卡，导致孩子进不了校门——这就构成了事实上的强制，性质更为严重。

“自愿”两个字的真假，检验标准很简单：不交，行不行？ 如果不行，那就不叫自愿。

五、技术进校园的边界：便利不能成为收费的理由

最后，我想把话题稍微拉高一点，说说“智慧校园”背后的隐忧。

门禁系统、刷脸签到、智能手环、在线作业平台……这些年，技术进校园的速度很快。技术本身是好事，它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增强安全保障，方便家校沟通。但技术的引入，不能成为新的收费增长点。

一些学校把智慧校园的建设和第三方公司的利益绑定在一起，硬件设备由公司免费安装，后续通过向学生收费来回收成本和盈利。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学生和家长被当成了“客户”，而学校则成了“渠道”。 这背离了学校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基本定位。

基础安全服务应该由学校运营经费保障，这是公共财政的责任。增值服务如果确实有市场价值，也应该在完全自愿、充分告知的前提下由家长自行选择，和学校的日常管理脱钩。学校和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不能以损害家长的选择权和知情权为代价。

六、写在最后：退费不是终点，制度透明才是

平昌这件事，教科书式的处理流程已经走完了：曝光—调查—核实—退费。这是一个及时的纠偏，值得肯定。但我不希望它只是又一个“被曝光后改正”的案例。

真正健康的收费生态，是不需要靠曝光来维持的。 它靠的是清晰的规则、严格的审批、透明的公示、有力的追责。当每一笔收费都经得起追问，当每一个家长都知道自己为什么交钱、有权不交什么钱，当学校不敢也不必在“第三方”“增值服务”的包装里打擦边球，教育收费才能真正回归它的本分。

220元退回来了，这是第一步。让每一个家长在未来面对学校收费通知时，不再需要先问一句“这钱该不该交”——那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