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小时候是个古怪的孩子，这一点众所周知。任何敢跟我说话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我要么胡言乱语，要么就僵在原地一言不发。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我胆敢说错话，就会挨打或被言语威胁。作为一个孩子，我无法判断什么才是“错话”，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干脆什么都不说。
尽管我是个古怪的孩子，但那时我也到了会为在公共场合露面而感到难堪的年纪。不洗澡、穿着脏衣服、父母年迈、住在一辆挂着粉色碎花窗帘的绿色校车里，而且瘦得厉害。哦，还有那些鸡。我们养了几只鸡，它们住在一个旧低音炮箱子里，就放在我脚边的车地板上。父亲认为养鸡是个好投资，因为它们能下蛋，但养下蛋母鸡有个有趣的注意事项：它们在紧张的时候不会下蛋。这基本上意味着，在我们养着它们的整个期间，它们只是又臭又贵的宠物。我有没有提过父亲有精神疾病？他确实有，而且处处都显而易见。
冬天快到了，我们不能继续待在山上的小木屋里。那个开奥迪的有钱投资人编造了一个复杂的故事，说政府间谍要炸掉那个地方，或者诸如此类的胡话，于是我们全家必须立刻撤离那片地产。直到今天，我仍确信那个开奥迪的男人看穿了我们是流浪汉，他大概和某个有钱朋友打了赌，看谁能编出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阴谋论来喂给父亲，看他会不会傻到照单全收。父亲和母亲确实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唯一说这是胡扯的是哥哥，而像往常一样，我随大流，复述着那个“有利的父母”说的话。读到此处、对“有利的父母”感到困惑的灵魂们，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在比我们更好的家庭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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