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抗战胜利纪念日，签下日本投降书的人，提前出狱后当上外相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了“严惩战犯”的投降条件。

仅仅9天后，一声枪响，打破了东京郊外的沉寂。

赶在美军逮捕小组进门前，被指控为战犯的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东条英机，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

东条一心求死，但美国必须让他活着参加战犯审判。

子弹没有射中心脏，东条被紧急送往横滨的美军医院，给他献血的是一名美军士兵。

美军军医硬生生把东条从鬼门关救了回来。

1945年9月，在横滨的美军医院里，美军军士约翰・阿克内尔为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输血。

1945年9月，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接受治疗。

日本投降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他的职责是监督美国占领行动，并起诉日本战犯。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美国陆军五星上将，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SCAP），主持日本受降与战后占领。

奉杜鲁门总统之命，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称“东京审判庭”。

法庭任命了11名法官，来自与太平洋战争利害相关的各国。大国小国都有代表，其中还包括两个殖民地。11名法官中，由澳大利亚的威廉・韦伯爵士出任庭长。

东京审判，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审判之一。

被选中受审的28名被告中，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政客。

其中有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他多年坚持写日记，事无巨细，这份日记成了检方最有力的帮手；有珍珠港事件时的外相东乡茂德；还有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特务元凶土肥原贤二。

木户幸一候审照

法庭被告席上，罪犯逐一登场。但有一个最关键的人，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

他就是裕仁天皇。

昭和天皇裕仁，战后与美军人员同框资料照片。

1937年，日本在裕仁批准下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此后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

从入侵中国东北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首相和内阁走马灯似地更迭，军方权力也日益膨胀——但无论内阁还是军方，都绕不开一个真正的主宰者：裕仁天皇。

户谷由麻，日裔学者，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历史学教授，《1945—1952亚太地区正义：盟军战争罪审判》作者。

“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乃至整个战争期间，天皇依法拥有对全部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权。他不赞同的政策，绝不会批准。没有他点头，什么事都办不成，因为他才是拍板的人。”

——东京审判研究专家 户谷由麻教授

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任何人，都不得因为政府官员或国家元首身份而免于起诉。

如果东京审判的目标是追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那么裕仁天皇是否也应该站在被告席上？

对这个问题，盟国内部并没有一致答案。苏联和澳大利亚主张追究裕仁的战争罪，但遭到否决。

大卫・科恩，斯坦福大学WSD汉达人权与国际正义讲席教授、斯坦福人权与国际正义中心主任。

“说白了，美英两国把其他国家都排斥在核心决策之外。哈利法克斯勋爵有一份手写备忘录，直言不讳地写道：裕仁可以充当占领工具。只要他还有利用价值，就不予起诉。”

——斯坦福大学教授 大卫・科恩

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政治家。1940—1946年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对于初掌日本的麦克阿瑟来说，他的职责是确保日本遵守投降条款，成为美国的盟友。审判天皇也许符合法律逻辑，却未必符合占领日本的政治需要。

日本战败后，美国需要稳定占领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天皇仍然拥有巨大象征力量。如果把裕仁送上法庭，甚至判死刑，美国担心日本社会将出现更强烈的抵抗和混乱。于是，麦克阿瑟选择保全天皇。

裕仁的命运在东京审判开庭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他不会受审。

“法官们也难以处理天皇的罪责问题，这就像房间里的大象。天皇没有出庭，甚至没有作为证人出席，但从东京审判开始到结束，他的影子无处不在。”

——东京审判研究专家 户谷由麻教授

但不审判天皇，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

被推到台前的，正是自杀未遂的东条英机。

作为首相，东条与日军无数暴行脱不了干系。但盟国最看重的，是需要他替代天皇，扮演日本帝国侵略总设计师的角色。

“东条等人要为战俘政策负责，也要为日军臭名昭著的战争罪行负责。但最核心的指控是：发动侵略战争。”

——斯坦福大学教授 大卫・科恩

“他的案子不算复杂，因为东条打算承担大部分罪责。他认为自己认罪，就能保护天皇。他准备在公开法庭上这样做。”

——东京审判研究专家 户谷由麻教授

麦克阿瑟说服日本高层统一口径：作证时绝不提及裕仁。出于对天皇的忠诚，他们联手编造了一套说辞——战争是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罪行是军国主义者犯下的，天皇概不知情。审判庭也有意回避了天皇的责任。

深知自己这次必死无疑的东条英机，从审判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牺牲自己、保全天皇。

他全程态度强硬，没有丝毫悔意，公然为日本的战争行为辩护，甚至还递交了数万字的书面证词，一口咬定：日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自卫战争。

“东条作为被告走上证人席，是为日本辩护，同时把自己当作祭品献出去。反正肯定会被定罪，不如主动担责，何况这样还能保护天皇。”

——东京审判研究专家 户谷由麻教授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整个法庭都为之震动。

庭审之中，东条当庭说出一句至关重要的证词：没有任何日本臣民，会违背天皇的意志行事，更何况是身居高位的国务大臣。

检方很快意识到，如果继续追问下去，天皇的责任就可能被直接摆到法庭中央。

眼看真相遮不住，作为法庭首席检察官的约瑟夫・基南，不得不连夜动用多条中间人渠道，向监狱里的东条英机传递消息，施压让其修正证词。

约瑟夫・基南（Joseph B. Keenan，1888—1954），美国律师，1945年由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图为他抵达日本东京陆军大厦——这里正是东京审判的法庭所在地。

1948年1月6日，东条再次出庭，改口表示，所有战争行动，均由内阁和军部主导实施，天皇只是依照臣子建议行事。

1948年11月4日，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这份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他整整宣读了7天。此时被告还剩25人，审判期间有两人自然死亡，另有一人因精神失常被中止审理。所有人都被判至少一项罪名成立。

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1887—1972），澳大利亚法官，1946年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主持东京审判全程。

其中七人，包括东条，被判处绞刑——这个结果来之不易。法官内部表决时，以6票对5票的一票之差，才把他们送上绞刑架。

剩下18人中，16人被处无期徒刑，仅两人刑期较短。前外相东乡茂德被判20年，但于1950年去世；前外相重光葵，被判七年。

自始至终没有被推上审判台的裕仁天皇，在审判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完成了身份的转换。

1946年，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不再自称神圣不可侵犯；1947年，日本新宪法实施，天皇从帝国最高统治者，变成了所谓的“国家象征”。

身份换了，战争罪责也被绕过去了。

1950年，曾经代表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下投降书，承诺严惩战犯的重光葵提前获释。1954年，他重新当上了日本外相。

提前获释的战犯重光葵，之后亲手推动日本重返联合国。

1945年，重光葵在"密苏里"号上签字。 图源：日本每日新闻社

1956年12月，重光葵在联合国。图源：日本政府官方网站

这场不彻底的审判，给日本的历史认知埋下了病根。直到今天，日本都不肯彻底认罪、真诚反省。

如果当年裕仁天皇站上了被告席，今天的靖国神社里，还会不会供奉着那些战犯的名字？

来源：凤凰大视野

编辑：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