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为何能在民族危亡之际唱响中华民族的时代最强音？

1935年春，上海，剧作家田汉被捕前留下的一张香烟盒锡箔，后来被夏衍从电影故事本中取出。纸上的字迹已经被茶水浸湿，几处难以辨认，却保存着一首即将改变中国音乐史的歌词。

那时的中国，远没有“国歌”这个概念所对应的庄严场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略势力继续向华北推进。街头传单、学生集会、救亡演出不断出现，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书斋里的议论，如何用最短的歌词让更多人明白民族危机，成了摆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田汉和聂耳早有合作。两人都认为，中国需要一首有号召力的歌曲，既要能在剧场里唱，也要能在街头、校园和战场上传播。田汉负责文字，聂耳负责旋律，他们曾反复研究《国际歌》《马赛曲》等作品，希望写出一支属于中国抗战时代的战歌。

机会来自一部电影。1934年末，田汉完成了抗日题材故事梗概，背景涉及长城抗战，主人公是一名投笔从戎的诗人。夏衍后来将故事改写为电影剧本，片名定为《风云儿女》。田汉为剧中人物写下长诗《万里长城》，其中一段被选作主题歌歌词。

歌词并非在安静的书房里完成。田汉当时受到国民党特务追捕，处境十分危险。1935年2月19日，他把激愤和判断凝结成几句极具冲击力的文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写完后，他没有条件重新誊抄，只能将歌词写在香烟盒的锡箔衬纸上，夹进故事本。

田汉很快被捕，歌词则辗转到了夏衍手中。由于纸张受潮，原稿中“冒着敌人的……”后面的字模糊不清。夏衍与孙师毅反复辨认，结合歌词语境，整理出“飞机大炮”等内容，随后将材料誊抄保存。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这首歌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现实的艺术练习，而是在追捕、战乱和民族危机中抢出来的作品。

聂耳得知歌词后，主动要求谱曲。1935年4月15日，他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初稿据说只用了两个夜晚。抵达日本后，街头仍可听到军国主义者叫嚣侵华，祖国同胞正在遭受战争苦难，这使他进一步修改旋律和节奏。

修改并不只是技术处理。创作者和参与讨论者把开头的“起来”单独突出，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处加强停顿，又将结尾改为“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些变化让歌曲从叙述转为命令，从表达悲愤转为集体行动。

有人问：“歌名叫《军歌》还是《进行曲》？”电通公司方面认为，单独使用其中一个名称，都不足以点明歌曲的特殊性质。后来，歌名被定为《义勇军进行曲》，既点出抗战背景，也保留了强烈的行动意味。1935年5月10日，曲谱在报纸上发表；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

影片中，歌曲前后出现两次。旋律响起时，观众很快跟着唱了起来。电影从上海传向各地，歌曲也脱离银幕，进入学校、工厂、军营和街头。它的句子短，节奏紧，音域并不复杂，普通人听过几遍便能记住，这种传播条件使它迅速超越了一般电影插曲的范围。

遗憾的是，田汉和聂耳都没有完整见证它的广泛流传。田汉被捕期间，歌曲已经开始传播；聂耳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年仅23岁。对他而言，这首作品最终成了生命中的绝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的社会角色更加明确。它不是某一支军队的专属歌曲，而是整个民族反抗侵略的共同声音。戴安澜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其定为军歌，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安排播放。许多青年唱着它参加救亡运动，走上抗日前线。

它的影响还越过国境。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这首歌，并灌录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唱片名译作《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人士也曾传唱这支旋律。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它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被演奏，国际社会已经把它视作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象征。

1949年，新中国筹建国歌时，真正的难题不是没有应征作品，而是数千首作品中没有哪一首能超过《义勇军进行曲》在历史上的分量。9月25日，中南海丰泽园举行讨论。有人提出，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不完全相称，是否需要修改。

周恩来当时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毛泽东也赞成保留原词，理由很明确：国家虽然即将建立，未来仍有艰苦斗争，不能因为局势变化便抹去民族曾经面临的危险。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正式国歌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以国歌身份奏响。它的身份由电影主题歌、抗战歌曲、民间“国歌”，转变为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并不是因为临时缺少选择，而是因为这首歌已经经受了民族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检验。

这段身份变化还经历过波折。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曾通过集体填词的新歌词，原有歌词被替换。田汉在特殊年代遭受迫害，作品一度不能正常演唱，国歌出现了只奏曲、不唱词的情况。

1979年田汉平反后，恢复原歌词的意见重新提出。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从此，田汉的歌词与聂耳的旋律，以法律形式共同确立为国家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