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编剧黄礼孩：鲁迅给广州留下的，不是答案，而是疑问

9月2日晚，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文学展演诗剧《被点燃的春天—1927》上演。剧名中的“春天”，既是1927年广州真实的季节，也是鲁迅生命中一段复杂而炽热的精神时光。作品以鲁迅抵穗后的经历为线索，将他在广州的工作、生活、爱情与革命浓缩于舞台，在历史的风云与个人的日常之间来回切换：一边是文学、革命、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一边是一个普通人会经历的爱、欢喜、困惑与失落。

那时的广州，正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现场。年轻的城市、涌动的思潮、革命的激情，与茶楼、影院、公园、相馆里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1927年1月，鲁迅抵达广州，前后停留不到九个月。这里既有他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参与时代洪流的身影，也有他与许广平相伴相爱的生活切面；既有黄埔军校演讲时的思想锋芒，也有“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面对现实骤然转向时的失望、恐惧与沉痛。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鲁迅是课本中那个“横眉冷对”的战斗者，是以笔为刀、以文字刺向黑暗的思想者。但该剧编剧黄礼孩更想把镜头推近一些：让鲁迅走下神坛，走进广州的街巷，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

剧中的鲁迅会努力听懂广州街头的方言，会和许广平去逛公园，会在爱情中流露出温情与热烈；而许广平也不再只是“鲁迅的伴侣”，她是有自己的思想、行动和生命力的“五四”新女性。历史的大潮没有淹没这些细小的日常，反而正是这些生活纹理，让舞台上的鲁迅从一个符号重新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欲望、有困惑，也有坚定与不妥协的人。一句“广州，是有广平的广州”，道出了剧中最柔软的一面。

随着“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舞台上的空气骤然改变。那个曾经身处时代激流、对文学和革命抱有期待的鲁迅，看见学生遭遇迫害，也看见理想与现实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裂缝。他开始恐惧、挣扎、反思。对黄礼孩而言，这并不是要把鲁迅重新塑造成一个“永远正确”的斗士，而是让观众看见：所谓坚硬的思想者，也曾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世界；所谓“冷峻”，也可能正是经历过失望之后，对现实更清醒、更沉痛的凝视。

因此，黄礼孩把广州称作鲁迅的“转折之城”。在他看来，鲁迅抵达广州之前追问的是“文学能唤醒民众吗”，而经历广州之后，他开始面对另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文学在暴力面前究竟能够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此后持续贯穿中国现代文学。而广州之于鲁迅，也不只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地理坐标：这座“革命之城”，因为鲁迅的到来，多了一层关于文学、城市与人的精神记忆。

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广州？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新讲述1927年的鲁迅？又为什么要用“诗剧”这样一种介于诗歌与戏剧之间的形式，让一个99年前的春天重新在舞台上燃烧？带着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被点燃的春天—1927》编剧、著名诗人黄礼孩。

“广州，是有广平的广州”鲁迅在广州过了一段寻常人的生活

南都：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让你一次次回到1927年的广州？广州这不到九个月的经历，如何改变了鲁迅此后的精神轨迹？

黄礼孩：这部诗剧源于一首长诗。2023年7月，广州市黄埔区文旅局为2024年即将到来的黄埔军校100年纪念，委托我请多位全国著名诗人作家来采风。我发现鲁迅先生1927年4月8日在该校的演讲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这篇演讲激发写了一首长诗，并在2024年第三届黄埔诗歌音乐会上进行了15分钟的演绎。那个时间段，我其实在写诗剧《成连与伯牙》，突然产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把长诗发展为诗剧《水流云在：鲁迅与黄埔军校》，并在2024年第11期的《广州文艺》头条发表。2025年5月6日在黄埔图书馆举行的第五届黄埔诗歌音乐会上，广州智仁实验剧场把诗剧改编为50分钟的舞剧演出。后来，因为花城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诗剧剧本集，我又重新写了此剧，并改名为《被点燃的春天-1927》。正好广东省作家协会在2026年九月的第一周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这部诗剧被广东作协及花城文学院选中，于是有了9月2日晚上的展演。从一首长诗发展为诗剧，到后来重新推翻之前的重构，变成一个全新的剧本，这里也有电影导演卢恒成与戏剧导演陈晶晶的参与。之前的剧本写鲁迅抵达广州至黄埔军校演讲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落点在于鲁迅与许广平爱情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州风情，以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鲁迅的营救与请辞。

鲁迅在广州过了一段寻常人的生活，与许广平上茶楼、去影院、入相馆、逛公园、会友人；再之后的学生被杀，理想破灭，他的内心陷入黑暗。一个人的命运此时被看见。文学与革命、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这几个关系是那个时代鲁迅所思考的。广州的遭遇令他对现实有更深的观看。鲁迅先生在广州有过两场重要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中就看出其前后的思想转变。

当天晚上，前来观看此剧的著名诗人、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老师在演后对我说：“拿现在的政治眼光看，剧中的鲁迅反对国民党清党，就是政治上进步的、革命的具体表现。这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升华，为他到上海后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准备。”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决定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可以说，对广州革命的失望，是鲁迅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背景。

南都：我们熟知冷峻战斗的鲁迅，本剧呈现了他更多在广州的私人情感、现实挣扎。在文本创作上，如何平衡大众熟悉的鲁迅形象与1927年广州这段更复杂、柔软的人生切面？

黄礼孩：观众对鲁迅确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严肃、冷峻、犀利，他是一个拿着笔当刀枪的斗士形象。而课本里鲁迅留着八字胡，眉头紧锁，手指夹着烟卷的“民族魂”，也是一个固化的标签。这一印象的形成，来自教科书以及由此展开的单向度塑造。自从1937年明确把鲁迅定位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以来，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一面被放大，这一来，他温情、风趣、可爱的一面被遮蔽了。

许广平、萧军写过鲁迅是一个幽默、爱讲笑话的人，萧红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提到先生有着爱笑的“别样的温情”，这样的底色说明他一直是温暖的存在。鲁迅文章不是鲁迅生活的全貌，不曾见识鲁迅日常生活的人往往以偏概全了。广州时候的鲁迅，他是一个在街上努力听懂骂人话，尝着杨桃，在许广平的爱意中自得其乐的“外江佬”。

1927年1月，当鲁迅抵达广州，媒体争相报道，他像一个“宠儿”，各方势力都在拉拢他，各种戏码上演。但在没有人打扰的日子，他的生活是别有滋味的。与之前的厦门相比，他喜欢广州的市井烟火。其实，不仅仅鲁迅被贴上标签，许广平也被贴上“鲁迅伴侣”的标签。许广平是一个从旧式大家族里挣脱出来、带着五四启蒙思想、敢爱敢闯、还能实际做事的新女性，她不是站在鲁迅身后的影子，她的文笔精彩，有自己的认知，当时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她独当一面，展现出了思与行的一致性。在广州，她是鲁迅的助教及翻译，这样一个有自主认知的年轻女性，她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是燃烧的。

在鲁迅到广州之前的1921年，广州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建制的城市，那时一些新潮的事物已经在广州兴起。剧中，我想呈现那个时代的广州风情，它也有松弛的一面，它是由当时的人所塑造的。我曾经看过一张20世纪20年代广州街头女摄影师用相机拍摄的旧照片，时尚，充盈魅力，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天演出结束后，有好几个观众与我说，很喜欢剧中木棉那段戏，浪漫的、唯美的、温暖的，很广州。尽管时代暗流涌动，但生活之河上也飘荡欢乐的浪花。就像我写《成连与伯牙》一样，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爱都是他们的底色。记得2017年，我去德国给被誉为“中国的鲁迅”的大诗人、大思想家恩岑斯贝格先生颁奖，去之前，我以为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到了他的工作室，他拿各种玩具给我玩，想听我用中文读他的诗歌，然后哈哈大笑，十分童真。我想，鲁迅也肯定有温情似水的一面。许广平固然钦佩鲁迅的思想才华，但没有生命里的吸引力，我想许广平也未必会爱上他。

“黄礼孩写的鲁迅内心更年轻、热情、有爆发力，他把鲁迅隐忍克制的热情释放出来了：广州，是有广平的广州……许广平是我拒绝不了的方向，她在我内心里点燃一盏灯/一缕看不见的光线已经连接我们/每天的信件往来，远远不够，我想见她！………当然也不只是热情，依然有鲁迅的深度和复杂性，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段话是文学评论家李俏梅看了演出后写的。我觉得她说出了我的初衷，我们希望呈现一个人性化、有力道，又有张力的鲁迅，有光的鲁迅。

鲁迅首先是有态度的思想者他的文艺观是关乎人的，活人的情感

南都：相较你以往的诗剧，这部似乎融入了更多戏剧性的表达。对你而言，“诗”与“戏”是语言上的叠加，还是两种不同的观看和思考方式？

黄礼孩：诗歌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戏剧的建筑方式。诗歌对于戏剧来说，它是一种思维模式。我记得戏剧大师福瑟大概说过，写作是去表达无法言说之物。他把诗歌的韵律、留白、意象整套移入剧场，不依靠激烈情节，让诗意就寄居在日常对白、停顿与舞台空间之中。尽管我读书的时候学的是戏剧专业，但确实没有写过诗剧，我没有写诗剧的经验，只是为了创立“诗剧的读法”这个诗歌舞台化项目，开始接触诗剧，读各种诗剧剧本，尝试诗剧的写作。

2024年的诗剧《成连与伯牙》，剧中的冲突性并不是特别强烈，更多用了抒情诗的及哲学性的语言。但《被点燃的春天-1927》设计的冲突相对多一些，日常语言也没有完全排除。为了推动剧情发展，就势必进行对话，这样才起伏跌宕，所以就把传统诗剧里大段的抒情减少。不过，诗剧中的日常对话与抒情语言，也会因为导演手法或者演员不一样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在排练的过程中，导演与演员做了一个实验，把第三场鲁迅与广州文人的冲突换成女版来排练，几个女演员扮演鲁迅、赵振先、许寿棠、孙伏园、李之白等人，她们的语速极其快，争吵激烈，即便是大段的抒情诗，也构成叙述的矛盾冲突。戏剧的奇妙就在于不同的导演与演员，面对同一文本，创作出不同的艺术效果。

鲁迅在黄埔军校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是一口气讲完的，中间只有许广平的翻译，但如果只是按照现实搬上舞台，难以产生多重变化的戏剧效果。戏剧事件如果没有扣人心弦，就大打折扣。在这场演讲之中，运用了当下某种演讲风格，也就是学生可以与老师互动，激发对话，改变戏剧节奏，在众声喧哗中，反而令鲁迅的声音更为有效地传递出去，来帮助观众去感受现场的氛围，理解他的思想。我觉得剧中不一定要把鲁迅塑造为诗人，但他的每一个念白里，都有诗的密度。这个时候，诗歌的、戏剧的进行双重的叠加，诗性就在剧情中流淌起来。

南都：剧中表达了很多鲁迅的文艺观，比如他对传统艺术和木刻艺术、文学家和革命的关系的看法。除了他的愤怒、先锋性和反抗性，你希望今天的观众从鲁迅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姿态？

黄礼孩：鲁迅首先是有态度的思想者。他的文艺观是关乎人的，活人的情感，如果作品丢了人味，它就是僵化的文章。关于你说的先锋性、反抗性，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诗剧本身必须是一次觉醒的事件。平时我们看戏，追求共情、流泪，在剧情里哭，但走出剧场却没有任何改变。诗剧写鲁迅，自然带着鲁迅的文艺观念。鲁迅是一个眼光有穿透力的人，他看透了当时文坛的“风花雪月”和“帮闲文学”，他对“瞒与骗”的文艺彻底决裂。鲁迅的艺术观是一种精神启蒙，比如广州美院的首任院长胡一川，他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鲁迅对他早期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的作品一直坚持鲁迅倡导的“木刻要刻出时代的真实”，艺术不仅仅是现实的镜子，更是伤口。就像英国剧作家莎拉-凯恩说的，诗歌是叙述无法承受之处溢出的东西。今天我们讲的先锋，是叙述到达极限的地方，语言的空间作为。诗剧展演就是扩大人的感知，走向语言能抵达的深处。戏剧必须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因为一切既定的形式，最终都会变成新的牢笼。诗剧中赵振先与鲁迅等人的争论，看起来鲁迅等人占了上风，但最后赵振先一问也是击中要害的。也就是我们不想把赵振先脸谱化，他也是一个有思考力的文人。这样一来，还是留给了观众思考的空隙与余地。

南都：如果说前半部分的鲁迅仍然处在爱情、日常生活和思想碰撞之中，那么“四一五”政变之后，他面对的是理想的骤然破灭。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充满恐惧、绝望与无力感的鲁迅作为戏剧升华段落？

黄礼孩：这部诗剧写到“四一五”政变之前也是成立，重点落在鲁迅与许广平爱情的叙述上，广州的市井生活上。不过，这个时候的鲁迅，他的身影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在广州创作了《铸剑》，这个故事新编，自然是他内心的幻影。写鲁迅的恐怖与挣扎，本身就是写他的抗争。对于鲁迅来说，绝望与希望一样，是同在的，所以他有与黑暗同尽的决绝。这样一来，对鲁迅的认识才全面。那个时候的鲁迅同情学生，反感国民党抓捕学生，当他知道学生告密学生，一群学生取另一群学生的性命时，这令他异常绝望，迫使他思考更多，他也因此更沉痛更冷峻起来。我希望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人，面对着他无法改变的世界。这个时候，不是鲁迅唤醒观众，而是观众从鲁迅身上进行自我的觉醒。戏剧是一个节奏的艺术，一出戏就像一部交响曲，它有其走向高潮的部分，也有变奏。我们也希望观众从剧情中感受到一种氛围，那来自100年前的风云激荡。

“光荣令人自满，疑问让人清醒”广州，鲁迅的转折之城

南都：“广州有没有鲁迅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否进一步阐释这句话，为何“不一样”、哪里“不一样”？

黄礼孩：广州是鲁迅的“转折之城”。广州是“北方鲁迅”与“后期鲁迅”的分界线。在广州的遭遇影响了他到上海之后的思想倾向。鲁迅到来广州之前问的是，“文学能唤醒民众吗？”他到广州之后，“文学在暴力面前，到底能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此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到了今日，这个问题也没有答案。

从这点上说，广州为什么需要鲁迅，不是因为鲁迅给广州带来文学的永恒之光，而是鲁迅给广州带来了疑问。光荣令人自满，疑问让人清醒。尽管鲁迅在广州只待不到九个月，但深刻影响着广州之后的岁月。广州如果没有拥有鲁迅， 它是一座革命之城、贸易之城、南方门户。但因为鲁迅，广州多了一层意义：它是一座理想主义者来过、看见真相、说了一些人不爱听的话、写下文章，然后离开的城市。这让我们想到卡夫卡，布拉格要是没有卡夫卡，它只是一座美丽的中欧古城，有城堡、有查理大桥。有了卡夫卡，布拉格就变成了迷宫。作家与城市的关系，最深刻的不是作家从城市得到了什么，而是作家如何反过来永久改变了城市的自我理解。

今天，把广州从“革命之城”的宏大叙事中拉出来，放进“文学与城市”的永恒对话中。诗剧要做的，不是歌颂鲁迅在广州，而是呈现那个时刻断裂发生的现场。今天，我们纪念广州的鲁迅，是因为鲁迅塑造着城市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格，他的精神为城市注入了持久的文化生命力。鲁迅在广州，证明广州允许一个人独立的存在。某个意义上来说，鲁迅让广州拥有了超越时间的文化标识，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和精神故乡。不管怎样，他与许广平的爱一直留在广州。

南都：今天，鲁迅正在以表情包、潮流IP等方式重新进入年轻人的视野。你希望大湾区的青年观众，看完这部诗剧可以带走怎样的思考？

黄礼孩：这些年，鲁迅IP的萌化、喜剧化传播，把鲁迅形象做成潮男玩偶，降低了年轻人接触经典鲁迅的门槛，似乎拉近与鲁迅内心的距离‌。从课本里严肃的文豪到生动的表情包，新一代读者对鲁迅有了一条不同的路线，换一种方式靠近他的作品。不过也潜在消解的风险，不少二次创作直接把鲁迅的金句从原作的历史语境中抽离，脱离了原本的思想脉络，只剩下一句空泛的“鲁迅说过”，多少显得简单又粗暴。

此剧，没有把鲁迅塑造成“神”，他是一个活生活的人，有他作为一个人的爱欲与哀愁、希望与无力，还有他无尽的思考与坚毅，与不妥协的批评精神。我希望这部剧呈现的是一个丰富多元的鲁迅，去掉标签的鲁迅。鲁迅在广州的日子，他去香港做过讲座，他的足迹留在今天的大湾区。诗剧是一个古老又十分新鲜的艺术形式。真正的戏剧不是你理解了什么，而是你经历了什么。这部诗剧用诗的节奏说出生活经历，回眸那个思绪飘荡的无尽的春天。如果今日大湾区的青年走进剧场看这部剧，还是希望他们带着“文学与心灵、理想与现实、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去思考，有一些议题意识，去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鲁迅。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