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6年冬，直隶、山东一带灾情严重，逃荒百姓拖家带口，沿着官道向南移动。有人看见河面尚未完全封冻，便问：“河里不是还有鱼吗？”旁边的老渔户只摇头：“能捞上来的鱼，填不饱这么多张嘴。”
这句回答，正好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古代饥荒中的百姓，并非不知道鱼能吃，也不是从来不捕鱼。江南水乡、洞庭湖区、沿海渔村，平日里本就有捕鱼、晒鱼、腌鱼的传统。可一旦大范围灾荒来临，捕鱼很难从“补充食物”变成“救命主粮”。
灾荒不是一个固定场景。旱灾发生时，先干的是田沟、池塘和浅河，鱼虾随着水位下降而死亡，或者被村民提前捕尽。等到庄稼彻底枯死，往往连饮水都成了难题，哪里还谈得上河鲜丰富。
水灾也未必能带来食物。洪水冲毁堤坝、房屋和农田，水流湍急，夹杂泥沙、木料甚至尸体。普通百姓没有结实的船，更没有安全的网具，冒险下水常常不是捕到鱼，而是被急流卷走。洪水退后，鱼或许会留在洼地，但那时疫病、污染和饥民争抢同样严重。
寒灾更麻烦。明末处于气候偏冷的阶段，北方河流结冰时间延长，鱼类活动减少，常躲到深水、石缝或水草下。古代百姓使用的工具，大多是竹篓、木叉、简单渔网和钓竿。这样的器具，在平常日子能够谋些生计，到了严寒和灾荒中，却很难稳定获取食物。
有人会说，鱼总比树皮强。话没错，可还少算了一层：鱼不是捞上来就能平均分到每个人嘴里。渔网需要麻线，船需要木料，鱼叉需要铁器，连一只像样的竹篓也要花时间制作。灾年里，铁器可能被拿去换粮，船只可能属于地主、渔户或官府，逃荒者即使到了河边，也未必有工具下水。
更现实的是，捕鱼需要熟练手艺。看似一网下去便有收获，实际上要懂水势、鱼汛、风向和河床。没有经验的人，忙活半天或许只抓到几条小鱼。若一家老小十几口人靠它度日，每人每天需要的食物数量，远远超过普通河网能够提供的份量。
鱼肉还有一个弱点：不耐储存。没有盐、没有陶缸、没有柴火，捕到的鱼当天吃不完便会腐坏。古代真正能靠鱼度过灾年的，多是有船、有网、有盐场或有稳定水域的渔民。对于离开土地的农民来说，捕鱼不但不是熟悉的活计，甚至可能是一次高风险赌博。
“那去海边呢？”这个念头听上去更有道理。海洋不容易因旱灾断流，鱼虾也比小河更多。然而，从内陆灾区走到海边，绝不是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简单。古代交通主要靠步行，灾民往往连几天口粮都带不齐，更没有能力携带锅具、盐和帐篷长途跋涉。
沿海也不是遍地食物。滩涂、盐碱地和海潮倒灌，使许多地方并不适合耕种；近岸小鱼小虾数量有限，深海捕捞又需要船只、帆具和经验。风暴、暗礁、潮汐，都会让没有航海技术的人付出性命。海边的渔民能够谋生，靠的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生产体系，不是灾民到了那里便能立刻学会。
还要看到社会秩序的影响。大灾之后，粮价上涨，流民增多，地方武装、豪强和官府往往会控制渡口、船只及水源。即使河中有鱼，先捕到的也可能是拥有工具和势力的人。饥民没有渔具，便只能在岸边捡拾螺蛳、挖藕根，甚至剥树皮充饥。
所谓“观音土”，多指含高岭土成分的黏土。它没有人体所需的营养，进入肠胃后还可能造成严重便秘、腹胀和肠道阻塞。灾民食用它，并不是认为土比鱼好，而是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吃。类似情况还包括树皮、草根、野菜和糠秕，都是在粮食断绝后的无奈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并非没有“以水为生”的办法。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会养鱼、捕鱼、制腊鱼，沿海居民也会晒鱼干、制鱼鲞。问题在于，这些经验集中在特定区域和特定人群手中，不能轻易复制到北方旱区、灾后流民和没有工具的普通农户身上。
所以，河里有鱼，并不等于饥民有饭吃。灾情越严重，水域越可能干涸、冻结、污染或被强者控制；而捕鱼所需的工具、技术、时间和保存条件，又恰恰是灾民最缺少的东西。鱼虾能救一户渔家，却很难承担起一场大饥荒中成千上万人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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