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全歼整编第74师之后，老蒋恼怒不已，二十天内多次痛斥张灵甫！

1947年5月16日，山东孟良崮，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整编第74师的合围。山上枪声渐稀，国民党军这支被视为“五大王牌”之一的部队，已经失去突围可能，师长张灵甫也在战斗中身亡。

孟良崮的意义，不只在于歼灭了一个整编师，更在于它撕开了国民党军“密集推进、相互策应”的战术外壳。蒋介石原以为，只要部队靠拢得足够紧，华东野战军就很难穿插分割。偏偏战场上的变化，往往从一个不起眼的空隙开始。

1947年春，国民党军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成为主要方向。山东战场集中了大量兵力，整编第11师、第五军以及整编第74师等主力相继投入。兵力看似雄厚，指挥层却并不真正统一，各部之间既要服从命令，又都在争功自保。

顾祝同接替陈诚主持山东方面军事后，更倾向于执行蒋介石的既定部署。部队按照密集靠拢的方式向前推进，速度不算快，却很少留下明显缝隙。粟裕没有急着硬碰，而是不断后撤，放弃部分阵地，耐心等待敌军队形变化。

这一退，退出了麻烦，也退出了机会。

蒋介石判断华东野战军已经疲惫，开始要求部队加速追击。原本谨慎的推进，逐渐变成了争先恐后的压迫。汤恩伯第一兵团行动最积极，整编第74师又是其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于是很快冲到了队伍前面。

在临沂、蒙阴一线，整编第74师沿公路前进，和左右部队的距离逐渐拉大。粟裕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变化，调集多个纵队准备切断其退路。可是，张灵甫并非毫无战场经验。部队行至蒙阴附近时，李天霞判断前方不利，命令整编第74师撤回，华东野战军的第一次围歼只消灭了一部兵力。

这次撤退，后来成了国民党军内部争论的引线。

张灵甫与李天霞之间本就存在矛盾。张灵甫长期受到蒋介石器重，整编第74师又是嫡系中的精锐；李天霞则是其上级，资历和职务都摆在那里。撤退之后，张灵甫认为自己错失了立功机会，相关责任很快被推到了李天霞身上。

有人问：“如果当时不撤，能不能打垮粟裕？”

张灵甫的态度很强硬：“再给我一点时间，未必不能取胜。”

这类表态传到蒋介石那里，效果可想而知。李天霞被撤换，黄百韬接掌指挥。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将领调整；实际上，却让整编第74师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张灵甫的判断越来越自信，友军能否及时配合，反而被他放到了次要位置。

5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再次后撤，诱使国民党军继续向前。整编第74师奉命推进至孟良崮一带后，左右两翼没有完全跟上，师部和主力逐渐陷入孤立。粟裕随即集中兵力，从多个方向实施攻击，迅速压缩包围圈。

这一次，张灵甫面对的不是零散阻击，而是经过准备的集中围歼。

孟良崮地形复杂，山体多为石质，便于固守，却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和补给。张灵甫把部队部署在山地，试图依靠火力和地形坚持待援。但山上缺水少粮，弹药运输困难，伤员无法及时后送，坚守的时间越长，部队就越被动。

黄百韬等部曾试图向孟良崮靠拢，然而华东野战军已经构筑多道阻击线。国民党军援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张灵甫如果及早突围，或许还有重新组织的可能；可一旦把坚守解释成“吸引华野主力”，撤退便成了难以启齿的事情。

5月16日，整编第74师防线被突破，部队建制彻底瓦解。张灵甫在战斗中死亡，整编第74师大部被歼。粟裕不仅消灭了对手，还打破了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军不可轻易撼动的心理优势。

蒋介石接到战报后震怒，顾祝同、黄百韬等人受到严厉斥责。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战后不到二十天，他在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张灵甫，态度却出现了变化。

最初的批评，集中在张灵甫指挥失误、固守山头以及没有及时突围等问题上。蒋介石认为，整编第74师不该把主力困在孟良崮这样的孤立高地，失败带有明显的指挥责任。

但过了一段时间，讲话中的措辞开始转向。张灵甫又被描述成作战勇敢、坚守到底的将领，责任则更多被推给增援不力、协同迟缓的友军。前后口径并不完全一致，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张灵甫是蒋介石亲自扶植的嫡系将领，若把失败全部归咎于他，也等于承认用人和部署存在问题。

于是，张灵甫既被骂，又被捧。

孟良崮的失败当然与张灵甫的判断有关，但不能只归结为个人性格。蒋介石坚持重点进攻，顾祝同的指挥体系缺少弹性，各部争功与推诿，援军无法形成合力，这些因素共同把整编第74师推进了危险地带。战场上的最后一击，落在孟良崮；更早以前，失败的种子已经埋在那套僵硬的指挥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