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618年，长安太极宫，李渊接受群臣劝进，建立唐朝。此后，皇帝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身份称谓，生前有尊号，执政有年号，死后有谥号，入庙又有庙号。几套称呼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唐代政治礼制中颇有特色的一层。
“皇帝”这个称呼，源自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嬴政统一六国后，兼取“皇”“帝”二字，自称始皇帝，后世君主便沿用下来。到了唐代，帝王名号越发繁密，既是礼仪制度，也是权力秩序的外在表现。
尊号，又叫徽号，是皇帝在世时由臣下奉上的称号。它通常包含歌颂功德、宣扬祥瑞的意思，往往不是皇帝自己随意取用，而是由群臣上表请求，经过朝廷礼仪程序确定。
唐高宗李治时期，皇帝开始被尊为“天皇”，这是唐代尊号制度逐渐成形的重要信号。武则天掌权后，尊号更被推向极致。她先后使用过“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等称号，字数不断增加，政治意味也越来越明显。
有意思的是，尊号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功业。玄宗李隆基开创开元盛世，群臣为他进上“开元神武皇帝”等尊号，后来又陆续增饰，形成很长的全称。尊号越加越多，既显示臣下对皇权的恭维，也反映出宫廷政治中祥瑞、颂功与君主权威之间的关系。
“陛下，这些称号是否越长越显尊贵？”
“称号是臣下所奉，贵在合礼，不在字多。”
这样的对话未必真实发生过，却能说明一个问题：名号的扩张，更多属于政治仪式，并不能直接证明皇帝的能力和政绩。
年号则不同，它是皇帝用来纪年的名称。汉武帝即位后使用“建元”，年号制度逐渐固定。唐代皇帝往往通过更改年号，标志政治阶段的转换，也借此表达自己的施政愿望。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含有端正秩序、治理天下的意味，与贞观时期重视纳谏、整顿制度的政治风格相互呼应。玄宗即位初期使用“开元”，也带有革新政治、开创新局的色彩。年号不只是日期标记，还是皇帝向天下发布的一种政治宣言。
不过，年号与现实之间并不总能相互印证。武则天时期，年号更换十分频繁，690年称帝后，先后使用“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等年号，有时一年之内便发生变化。改元常与祥瑞、祭祀、政局变化和皇权宣示有关，频繁改元也说明宫廷政治并不平静。
谥号是皇帝死后由后继君主和礼臣议定的称号，用来评价其一生功过。早期谥号通常较短，例如唐高祖最初谥为“大武皇帝”，唐太宗最初谥为“文皇帝”。这些称号简洁明了，尚能看出评价的重点。
唐代中后期，谥号逐渐变长。皇帝去世后，往往先定一个谥号，后来又因政治需要不断追加。玄宗死后，谥号已包含“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等多个赞美性字样；肃宗的谥号也十分冗长。后来的追谥，还会对先帝乃至更早的祖先继续增饰。
追谥表面上是尊祖敬宗，实际上也服务于皇室正统的建构。新皇帝通过给前代君主追加美谥，能够重新解释本朝统治的来路，强化父子相承、祖先有德的观念。遗憾的是，谥号一旦脱离实际评价，便容易变成成串的颂词，后人很难从中判断帝王真实的政治表现。
庙号与谥号用途不同。皇帝死后，要在太庙中设位祭祀，并确定一个称号，这就是庙号。通常而言，开国君主称“祖”，有重要功业的后继君主称“宗”，如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便分别以“高祖”“太宗”称于史册。
但“祖有功、宗有德”只是原则，具体执行常受到政治局势影响。唐代一些皇帝在继承关系、宗庙排列和功业评价上发生争议，礼臣与朝廷反复讨论，甚至出现为未正式即位的皇太子追尊帝号、另立庙号的情况。名号背后，常常牵连皇位继承与统治合法性。
也正因为谥号越来越长，后世史家逐渐更多使用庙号称呼唐代皇帝。《旧唐书》《新唐书》中，常见高祖、太宗、高宗、玄宗、肃宗等称法。读者若只看“唐玄宗”三个字，便能迅速确认人物；若使用完整谥号，既难书写，也不便记忆。
尊号属于生前颂扬，年号用于当朝纪年，谥号是死后评价，庙号则服务于宗庙祭祀和史书称谓。四者互有联系，却不能混为一谈。唐代名号制度的变化，正是皇权礼制不断扩张的一个侧面：字句越来越华丽，仪式越来越完备，现实政治也越来越需要借助这些名号来确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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