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送给市司法局副局长60万元后,当上律协会长”“多个学会协会成立100多家分会,不少分会业务边界模糊”“两年内召开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企业赞助8.2亿元”……随着反腐力度纵深推进,学会协会不容小觑的“准公权力”,以及通过“准公权力”变现的问题引发关注。
学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1.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6.5万个。与此同时,中央社会工作部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纪委2026年以来累计受理相关问题线索879件、处置736件,谈话函询165件39人,立案50件14人,其中办理留置案件7起、采取留置措施或者刑事强制措施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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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原副秘书长遆倩鹤、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副会长端小平、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原常务副会长张笑宇、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原会长权顺基等“中字头”学会协会领导先后被查,被查者层级高、社会影响大。
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后,学会协会的反腐动向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会协会本应在沟通政府与市场、促进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部分学会协会偏离了非营利属性,滋生出种种乱象,污染了行业生态,也侵蚀了社会公信力。
分支机构与“官帽”数量泛滥
7年前,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一次性选出会长和执行会长各1名,常务理事7名,副会长100名。百余人“喜提官帽”,被外界称为“批量式发官帽”。2026年7月,该会会长权顺基任上被查。
该会知情人称,无论是拿“官帽”,还是申请分支机构,都要缴纳会费。协会有45家二级机构,负责人多为民企负责人。协会在信用中国上公布的收费标准为:单位会员10万元/年,个人会员中副会长4万元/年、理事2万元/年、普通个人1万元/年。上述知情人同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企业如果想申请承办协会分支机构,需要以单位会员的形式缴纳会费,二级机构每年需10万元会费。
分支机构过多问题,在学会协会内部普遍存在。以医药类学会协会来说,分支机构问题已成为整治的重点领域。
多位受访的医疗行业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对其主管的学会协会发出通知,分支机构数量超过40个的,至少先自行砍掉20%;分支机构数量在40个以下的,要做好合规管理。
从相关数据看,多个医药类学会协会有近百个分支机构。比如中华医学会有专科分会91个,山西省医师协会有95个分支机构,山东省医学会甚至有127个分会。
2019年,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在一次理事会会议上,一次性选出会长和执行会长各1名,常务理事7名,副会长100名,百余人“喜提官帽”。AI插画/adan
很多学会协会在分会下还设有学组,如山东省医学会124个分会下设有青年学组、基层学组、专业学组。每个专业学组又延伸出众多的细化小组,如外科学分会的专业学组,分为肝脏外科学组等20个专业学组,每个细分学组设立名誉组长、组长等岗位。
有多位受访医生反馈,医学学科不断细分,新技术不断涌现,必然会催生更多专科分会。不过,曾在一家“中字头”医药类学会某分会担任主委的北京某三甲医院党委书记王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科细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立分会。比如,在神经科、儿科、产科等多个学科都有罕见病研究,没必要再单独成立罕见病分会;有的学会协会成立多个不同名称的临床分会,也完全可以进行撤并整合。
“医药类学会协会动不动就成立上百个分会,对学会而言,也缺少精力管。”王勤认为,一些学会协会偏离了初心,比如某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有许多分会,但常年未进行国际交流活动,被业内戏称为“国际不交流分会”。
“不少医生削尖了脑袋往学会协会里钻,只为了当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头顶官帽好晋升’,还可以提高个人曝光率和业内发言权。”山东省某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范明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学术会议变“商业秀”,药企赞助成主要财源
学会协会中出现众多分支机构,除了会制造“官帽”,也会形成大量学术会议,而一些会议出现“学术味很淡、商业味很浓”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从某“中字头”医学会编制的《2026年学术会议计划》中看到,该会有90多个分会,而提出要在今年组织国内一类会议(全国学术大会/学术年会)的多达88家。
王勤称,医药类学会协会学术会议的经费大都来自药企、医疗器材厂家,学会协会以品牌推介费等名义收取费用作为会议赞助资金,企业不好拒绝。他表示,有些会议上午开得轰轰烈烈,下午就组织旅游去了。
早在2014年,审计署就披露中华医学会在两年内通过160场学术会议违规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该学会通过划分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等资源设置赞助等级,单场会议冠名费达20万至100万元。时至今日,许多医药类学会协会仍通过这种方式“吸金”。2026年8月,重庆市纪委监委通报称,重庆药学会多次以举办学术会议或论坛活动名义,向200余户药品产销企业收取品牌推介费、成果发布费等上千万元,加重了企业负担。北京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杨杰直言:“在这种会议上,药企搭人脉是最重要的。”
“准公权力”变现:标准制定、评比授牌、商业展会
除了滥设分支机构、制造“官帽”获利,学会协会的“准公权力”职能本身也成为腐败的方式。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卢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量学会协会承担“准政府”职能,在一些方面拥有决定权与话语权。“这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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