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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雨的晚上,我爸把沙发挪到窗边,第一次跟我讲起我小姨,他从信封里拿出一张旧照片,上面两个女人抱着同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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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雨是傍晚开始下的。

先是一阵稀稀拉拉的雨点,打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溅起一股土腥味。

然后是密的,斜的,后来就直接往下倾了,整个县城像被泡在一只大水缸里。

我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是班主任发来的消息,郭晓梅家长,麻烦您明天来学校一趟,孩子跟同学打架了。

我盯着那行字,心里头乱糟糟的。

我们孩子今年刚上初一,性子烈,但从不无缘无故跟人动手。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闷着头不说话,饭也没吃几口就进了房间,门关得震天响。

正发着呆,手机又震了。来电显示就一个字,“爸”。

我接起来,那头只有四个字:“回来一趟。”然后啪地挂了,连句多余的都没有。

我爸这个人,一辈子话少,嗓门大,说完了就撂电话,也不管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看了看窗外,雨已经大到看不清路面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穿上雨衣,推了电动车出门。

没办法,他是我爸,他说有事,我就得回去。

哪怕外头下刀子,我也得回去。

雨水打在脸上,凉得人清醒。

从我家到老屋,骑车不过二十分钟,可这条路,我已经有日子没走过了。

我妈走了十二年,我爸一个人守着那三间老屋。

我接他过来住,他不肯。

给他请保姆,他不要。

给他买手机,他说用不惯。

好像这世上,他就认那个院子,认那三间屋子,认那张老沙发。

老屋在县城东头,门楼不高,铁门锈迹斑斑。

我把电动车支在门洞里,推开堂屋的门。

灯亮着。

我爸坐在老沙发上,膝盖上搭着一条旧毛毯,茶几上搁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照片之类的东西。

沙发原本靠东墙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挪到了窗边。

窗子正对着院子,外头雨脚如麻,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清。

我收好雨衣,抖了抖身上的水,问了一句:“爸,这么大雨叫我过来,啥事?”

我爸没接话,拍了拍身边的沙发垫子,示意我坐下。

我走过去坐下,才发现沙发上的布面磨得发亮,中间凹进去一个坑,那是我妈生前常坐的位置。

我小时候总趴在她膝盖上,听她讲些有的没的。

她一边讲一边摸着我的头发,手心温热。

我常常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炕上,被子盖得好好的。

她走了十二年。我没再坐过这个位置。

我爸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到我面前,说:“你小姨。”

我一愣。

照片泛了黄,边角卷起,裂纹纵横,像是被人在口袋里装了三十年。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女人,抱着同一个婴儿。

左边那个围着红头巾,笑得眉眼弯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妈。

右边那个年纪轻一些,眉眼跟我妈有七分像,瘦,下巴尖尖的,笑得很淡,有些怯生生的样子。

她怀里抱着一个裹在碎花襁褓里的婴儿,肉嘟嘟的,眼睛闭着,睡得正熟。

我从小到大,只知道自己有个大姨,住在县城东街,姓冯,逢年节才走动。

我妈从来不提娘家的事,我也从不多问。

我从来不知道,我妈还有个妹妹。

我把照片翻过来。

背面有几行字,被水渍洇得模糊,只剩几个字还认得清楚:姐,孩子跟着你,我放心。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得急,又像是一边写一边抹泪。

我抬起头,我爸也在看我。

灯光从头顶打下来,他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比白天看着深得多。

我不知道多久没这样仔细看过他了。

他老了。

那个小时候能把我举过头顶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老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小姨……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发飘。

我爸把照片接过去,翻过来又看了一遍。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才开口说了一句:“你妈不让提。”

“为什么不让提?”我追问,“她是我妈的妹妹,为什么不能提?”

我爸没有回答。

他低着头,拇指在照片上那块洇了水渍的地方反复摩挲。

过了好一阵,他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子推开一条缝。

风呼地灌进来,带着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和肩膀。

他就那样站着,背对着我,像是在看着院子里那些被雨打得直不起腰的花草。

“你妈走之前,托我办一件事。”他说,“我答应了。办到现在,还没办成。”他的声音很低,像含了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头,“我怕再不说,就没人知道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件藏青色的旧棉袄,肩头磨得发白,袖口脱了线。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老树,树皮裂了口子,还在硬挺着。

我忽然说不出话了。

那个在我眼里像座山一样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老了。

他站了一会儿,又关上窗,回到沙发坐下,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窗子上雨水淌成一条条的道子,把他的影子拉得歪歪扭扭的。

我坐在我妈坐过的位置上,坐了很久。

等雨水小了才站起来。

临走前,我问了他一句:“照片上那个孩子,是我吧?”

我爸没有看我。他低着头,像是看着膝盖上的信封,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过了好一阵,他说:“你妈抱了你一辈子。”

02

我骑上车往回走,雨已经小了些,风里带着泥腥味。

那条路我走了十几年,头一回觉得这么长。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那张照片。

两个女人,同一个孩子。

我妈,和我那个从没听过的、忽然冒出来的小姨。

我妈和小姨长得那么像,像得就跟一个人似的。

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提过还有这么一个小姨?

还有照片背后的字,什么叫“孩子跟着你,我放心”?

我妈的孩子,为什么由别人来说放心?

还有我爸说的那句,你妈走之前托我办一件事。

办到现在,还没办成。

他要办的事,是不是跟这小姨有关?

他每年都要去一趟省城,说是看一个老朋友。

什么样的老朋友,需要他年年跑一趟,跑这么多年?

回到家里,我闺女房间的灯已经关了。

我轻手轻脚推开她房门,床头小夜灯亮着,她蜷在被窝里,睫毛上还挂着泪痕,大概睡着之前又哭过了。

我在她床沿坐下来,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

她翻了个身,小手攥着被子,嘴里含着:“我不要爹,我有妈就够了。”

我的鼻头猛地一酸。那个男孩骂她的话,他连着我也一起骂了。我坐在她床边,坐到窗外的雨彻底停了,才起身回自己屋。

那张照片在我脑子里来回转,怎么都停不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把闺女送去学校,跟班主任约了下午面谈。

然后我一个人骑车去了老屋。

我爸不在家,铁门却虚掩着。

我推门进去,堂屋里收拾得干净整齐,沙发又挪回了东墙根。

窗台上放着一包烟,空的。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堆成了小山。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目光落在了我妈生前住的那间屋的门上。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推开那扇门。

可能是心里头那个疙瘩越结越大,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

门没有锁,我拧了一下把手就开了。

一股旧棉絮和樟脑丸的味道扑鼻而来。

屋里收拾得很齐整,床单平平整整,被褥叠得有棱有角。

床头的墙上挂着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

她站在纺织厂门口,穿着蓝色工装,头发塞在帽子里,笑得露出一颗小虎牙。

我拉开衣柜门。

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冬天的棉袄,春秋的外套,一摞一摞的。

最底下压着一个花布包袱,系着布绳。

我把它拽出来,绳扣解了半天才解开。

里头是一本旧相册,红布面,边角磨得发白。

翻开第一页,是我妈结婚时的照片,穿着红衣裳,头发剪到耳朵边,笑得很腼腆。

我爸站在旁边,穿着新中山装,有些拘谨。

再往后翻,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百天照,满岁照,小学入学照,一张一张贴着,齐齐整整。

翻到最后一页,我发现缺了一张。

右下角有个空白的相框,照片被人抽走了。

我把相册合上,夹层里忽然滑出一张纸片。

捡起来一看,是一张汇款单。

纸都黄了,皱巴巴的,像是被人揉过又抹平了。

日期是十五年前的腊月。

收款人的名字,清清楚楚印着三个字:郭晓梅。

那是我的名字。

汇款人那一栏是空白的。

备注栏写着:生活费。

金额是五百块。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从来没见过这张汇款单,我从来不知道有人给我汇过钱。

五百块,十五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师范读书,我妈每个月给我两百块生活费,我花得紧巴巴的,从没听她提起过外面还有钱。

这张汇款单,为什么藏在我妈的相册夹层里?

是谁寄给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的?

寄钱的人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收款人是我妈最亲近的人,她把这张汇款单藏了十五年。

我把汇款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唯一的线索是那个邮戳:省城,城南分局。

省城,又见省城。

我爸年年去的省城,跟这张汇款单,或者跟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小姨,有什么关系?

中午,我爸回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把韭菜,塑料袋兜着,根上还带着泥。

看见我坐在堂屋里,他愣了一下。

脚在门槛上蹭了蹭,像是想把鞋上的泥蹭掉。

我站起来,把汇款单平平整整地放在茶几上,问他:“爸,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爸放下韭菜。

他没有马上接话,弯腰,拿起那张单据,翻来覆去看了看正反面。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把纸弄碎了。

看完之后,他把汇款单放回茶几上,说:“不知道。”

“这上面写的收款人是我的名字。”我的声音提了起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笔钱。它为什么会在我妈的相册里?”

我爸没有看我。

他转身进了厨房,拧开水龙头。

哗哗的水声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站在原地等着。

等他把手洗完了,拿毛巾擦干了,还是没有开口。

我看着他在厨房里忙活的背影,那件灰色旧毛衫的领口磨出了毛边。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我忽然觉得他很累。

这十二年,他一个人守着这三间老屋,守着我妈留下的东西,守着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他一个人去省城,一个人找,一个人扛,从来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做什么。

他只是沉默地活在这个家里,活在那股旧棉絮和樟脑丸的气味里。

我忽然就不想逼他了。

“你妈的东西,你收好。”我爸说。

我点点头,把汇款单叠好,放回相册的夹层里,把相册包好,放回衣柜最底层。

放好我就走了。

我没有再问下去。



03

下午去了学校。

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姑娘,说话很温和。

她告诉我,那个男孩叫刘浩,是班里个头最大的孩子。

他在操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我说:“你爸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个野种。”然后我们孩子二话没说,冲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两个人在操场上扭打起来。

班主任说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带着歉意。

我听完,一句话没说。

我女儿站在办公室门口,垂着头,两只手绞着衣角。

我走过去,蹲下来,伸手帮她理了理翘起来的发梢。

她没有躲开。

回家的路上,她走在我旁边,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脚步,抬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问了一句:“妈,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爸爸?”我蹲下来,把她搂在怀里。

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拍着她的背,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我把闺女哄睡了,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

那张旧照片和汇款单的事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整天,终于把我搅得坐不住了。

我翻出手机,拨了大姨的号码。

大姨是我妈的亲姐姐。

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没人比她更清楚。

电话通了,那头传来大姨带着困意的声音:“喂?谁啊,这么晚了。”

“大姨,是我,晓梅。”

“哦,晓梅啊,咋了?有事吗?”大姨的声音清醒了些。

大姨,”我停顿了一下,“我小姨,叫冯玉凤,对吧?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

很长时间的沉默,久到我以为她把电话挂了。

然后大姨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你爸跟你说了?”

“说了。”我说,“也没细说。”

又是沉默。“你妈不让提。都多少年了,还提她做什么。”大姨的声音有些含糊。

“大姨,我明天过去看您,有些话想当面问您。”我说。大姨沉默了半天,最后只说了声“你来吧”,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二斤点心,提着去了大姨家。

大姨住在县城东街,铁路宿舍,一间老式平房,门前种着几棵香椿树。

她今年六十好几了,头发花白,背有些驼,但精神头还足。

她开了门,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侧身让我进来:“进来吧,外头冷。

我跟着她进了屋。

她把点心接过去放在桌上,也没多问,转身去给我倒水。

我坐在她家的旧沙发上,看着墙上挂着的一排老照片。

那些照片我从小看到大,头一回注意到其中一张有些特殊。

那是一张黑白合影,两个穿花裙子的姑娘站在一口水井边,一个高些一个矮些,笑得没心没肺的。

高的那个是我妈,矮的那个眉眼间跟我妈有几分像。

“那是你妈跟你小姨。”大姨端着水杯走过来,看见我在看那张照片,说了一句。

她把水杯递给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

我喝了口水,开门见山:“大姨,我想知道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小姨,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姨沉默了很久。

窗外有只麻雀在香椿树上叫,一声一声的,叫得人心烦。

她的手指头绞得更紧了,过了好一阵才开口:“你爸找了她二十年,年年去省城。你都30多岁了,你妈也走了十几年了,你该知道真相了。你小姨叫冯玉凤,比你妈小五岁。她从小脑子灵活,长得也好,是家里头最出息的一个。你妈嫁人以后,她在县纺织厂做工,做挡车工。那时候年轻,模样又好,厂里好几个小伙子追她。”

大姨说着说着,语气渐渐沉了下去。她停下来,像是在斟酌词句。我攥着水杯,一点声音都不敢出,生怕她停下来就不说了。

“后来出了事……”大姨的声音低下去,又停了好一阵。

她抹了抹眼睛,声音有些沙哑:“你妈那年突然回来,说凤儿在她那儿,要生娃了。让我帮着瞒家里头。再后来……你妈就抱了你回来,说是她生的。凤儿就不见了,再也没有人见过她。”

大姨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她没有再往下说。

我坐在她家的旧沙发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心里头像被人搅了一棍子。

大姨说的那些话,我已经猜到了一部分。

可我猜到的那个答案,实在太沉,太重了。

“大姨,”我的声音有些发涩,“我妈抱回来的那个孩子……是我吧?”

大姨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她只是坐在那里,垂着头,过了很久很久,才说了一句:“你妈是真把你当亲闺女养的。”

04

大姨说的那些话,已经够我消化很久了。

从大姨家出来的时候,外头又起了风。

我在大姨家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几棵香椿树光秃秃的枝丫。

心里头翻来倒去的,只有一句话,你妈是真把你当亲闺女养的。

那张旧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抱着我的那个年轻女人,是我小姨,是我亲妈。

她把我生下来,留了一封信就走了,把我交给了我养母。

我养母抱我抱了三十多年,养我疼我,用她的一辈子。

我妈活了五十九岁,走的时候瘦得皮包骨。

她一直在找凤儿。

她找了那么多年,到死都没有找到。

我骑着车在路上晃荡,几个地方都走过了,不知道往哪儿去。

拐到一处老街口,我把车停了下来。

街口有一家布店,门口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布料,风吹过来,布料噼里啪啦地响。

老板娘是个五六十岁的婆婆,守着这小店有年头了。

我掏出那张照片走过去,给婆婆看:“婆婆,您记得这个人吗?她以前在纺织厂做过工。

婆婆接过去,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抬眼看了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阵:“你找她干啥?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我喉咙里头堵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卡住了。我吸了一口气,“我是她家里人,一直在找她。”

婆婆又看了我一眼,把照片还给我:“这姑娘我认识,以前在纺织厂做工,长得可俊了。后来好像出了什么事,再没来过厂里。”她的语气很平淡,好像五十多岁的女人早就把什么都看透了。

“您还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纺织厂的吗?”我问。

婆婆想了想:“得有三十多年了。她被分到车间的时候,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那时候我们厂里大几百号人,她长得好看,追她的人多得很。”婆婆说着,话头忽然转了一下,“后来好像出了点事,她就没来了。听人说未婚先孕,被厂里开除了。”我心里头一紧。

“人家说,她没嫁人就怀了孩子,孩子他爹是谁都不知道。”婆婆的语气带着一丝鄙夷。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我握着照片的手有些发紧。

婆婆想了一会儿,摇摇头:“后来我也没留意。只听人说她有个姐姐住在县城,好像跑去投奔姐姐了。再后来就没消息了。”我的指甲掐进掌心。

从布店出来,我在街上站了很久。

风一吹,我浑身一激灵,这才发现自己出了汗。

未婚先孕,被厂里开除,投奔姐姐,生孩子,留书出走。

这些话串在一起,像一条河,河水浑浊,看不见底。

我晓得那个婆婆嘴里的“不检点”的姑娘,是我的亲妈。

我也晓得她是为了什么,才用那样的方式保护我。

她宁可我养母抱我,也不想我跟着她在那种名声里过日子。

我骑着车往回走。半路上,手机响了。我爸打来的电话,只说了四个字:“晚上回来。”就挂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闺女已经睡着了。

我换上干衣服,骑上车往老屋去。

晚上没有下雨,月亮探出半张脸,又冷又白。

我推门进去。

堂屋的灯亮着。

我爸坐在窗边,沙发已经挪到了窗台底下。

他面前放着那个牛皮纸信封,旁边还放着一个铁皮盒子。

我走过去,在沙发上坐下来。

屋里很安静。

他盯着窗外看了好一阵,才开口:“你妈走前跟我说,她最放心不下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没给你小姨讨个公道,另一件就是怕你心里有疙瘩。”

他停了停,声音沙哑下来:“你小姨叫冯玉凤。那张照片上的婴儿,是你。



05

屋里很安静。墙上挂钟的秒针一下一下走,咯噔,咯噔。那声音我在这个屋里听了三十多年,头一回觉得那么响,响得让人心慌。

我爸坐在窗边,没有看我。

他低着头,手放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面。

过了好一阵,他才开口,声音很低很慢,像是在回忆一件很久远的事情。

“你妈跟我结婚三年,一直没孩子。我那时候在厂里跑供销,常年在外头。你妈一个人在家,前院的刘婶嘴巴碎,天天在巷子里说你妈是‘不会下蛋的母鸡’。你妈从来不吭声。回来她也不跟我讲。就那么忍着。”我爸说着,手指头慢慢地敲着膝盖,一下一下,像在敲什么节拍。

“那年冬天,我记得清楚,下了一场大雪。你妈忽然跑来找我,说她那不成器的妹妹被人欺负了,挺着个大肚子,在纺织厂待不下去了。”我爸停了一下,“她说,她要把妹妹接回家来,照顾她把孩子生下来。”

“你妈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她那时候看我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到这里,声音更低了些,“人在外头,总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爸深深呼出一口气,像是要把胸口里积了许久的东西呼出来。

“你小姨就在咱家住了下来。她住西屋,白天不敢出门,怕被人看见。你妈每天给她做饭,端进屋里,还要掩人耳目地跟我吵架,说我不该把堂姐表妹往家领,婆家知道了不好交代。那些日子……”他摇了摇头,“你妈瘦了很多。”

“孩子生下来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爸说,窗外仿佛又飘起了雪花,“你妈叫我找了个接生婆来。接生婆走的时候,你妈给她塞了十块钱,让她别往外说。”

“是个闺女。你小姨看了一眼,哭得不成样子。你妈把女婿抱过来,抱了一整夜。”他安静了一阵,接着又往下说,“你小姨在你妈屋里住了三天。第三天早上,你妈起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床头放着这封信。她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我爸的目光落在那张信纸上。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字一句地把那些模糊的字迹看完了。

姐,孩子跟着你,我放心。

我走了。

别找我。

我爸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你妈抱着你,坐在这个炕上,坐了一整天。晚上我回来,她说,这个孩子,就是咱们的闺女。从此以后,不许再提凤儿的事。”他说,“我答应了。”

屋里又安静下来。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飘起了雨丝,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上。我攥着那张信纸,喉头堵得发紧。

“后来呢?我小姨去了哪里?”我问。

“你妈找过她。头几年,逢年过节她就去纺织厂打听,都说没见过。后来有人说在省城见过一个像她的人,你妈就托人去找,也没有消息。”我爸说,“再后来,你妈就病了。她走之前,把这张信纸交给我,跟我说,老郭啊,我怕是等不到找到凤儿的那天了。你要是还念着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你就帮我找到她。你不用把她带回来,你就告诉她,姐这辈子对不起她,姐下辈子做牛做马还她。”我爸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哽住了。

他别过头去,喉头上下滚动了几下。

我坐在那里,心里头像打翻了一锅滚水。

我妈这辈子最放不下的,除了这个家,就是我小姨。

她一边守着我,一边找她的妹妹,一边瞒着我。

她这辈子都在找人,也在藏人。

她走的时候,也没有等到她要等的那个人。

“这些年我每年去一趟省城。”我爸的声音低了下去,“我在省城的工人报上登过寻人启事,也去派出所问过。找过几条线索,每回抱着希望去,每回都扑空。”他低下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找得到她。”

我的鼻子酸得厉害。

我扭头看了看窗台上那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我爸的手。

他的手很粗,掌心长满了老茧,像一把砂纸。

他顿了一下,没有抽开,没有看我。

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雨渐渐大了,雨水顺着玻璃窗淌成一条条水痕,模糊了窗外的灯光。

“爸,”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找她。”我爸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像一棵老树,被雨水打湿了枝干。

06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我就起来了。

我爸坐在堂屋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旧布袋,包里鼓鼓囊囊的,装了几件换洗衣服。

他看见我出来,只问了一句:“你去不去?”我说:“去。”

我们坐的是早上七点多的绿皮火车。

县城到省城,三个多小时。

我爸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望着窗外。

田野从窗外掠过去,一片一片的,绿一块黄一块。

他一句话不说,我也没话。

下了火车,省城车站人山人海。

我爸领着我挤过人群,熟门熟路地拐过几条街,进了一条小胡同。

胡同尽头是一栋旧办公楼,墙上挂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省城纺织工业局档案室”。

我爸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发皱的纸,递给管档案的人:“同志,我想查个人,叫冯玉凤,以前是河县纺织厂的工人。麻烦您帮我查查她后来的去向。”

管档案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本来有些不耐烦。

他看了看我爸递过去的纸,又看了看我爸的脸,最终还是接过去翻了翻。

他在档案架前翻了好一阵子,拎出一本泛黄的硬壳本子,拍了拍灰,一页一页地翻起来。

“冯玉凤……冯玉凤……”小伙子念叨着,翻了好几页,在一个名字上停了下来。

他用手指头点着:“冯玉凤,河县纺织厂,挡车工,1989年离职。离职原因……因个人问题,自动离职。”他抬起头,“后面就没记录了。”

我爸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垮了一下,很快又挺直了。

他说:“谢谢。”然后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他后面。

出了大门,阳光明晃晃的,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爸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掏出烟来点了一根。

他抽了两口,才说:“厂里头查不到,去街道问过,也没有用。好多年前的旧事了,人都换了几茬。”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有一个地方没问过。”

他领着我穿过了好几条街。

省城的老城区,楼不高,巷子窄,头顶是密密麻麻的电线,脚下坑坑洼洼的青石板。

他拐进一条叫裁缝街的巷子,巷口有棵老槐树,枝丫伸到马路中央。

巷子两侧是一些老门面,有的改成了小饭馆,有的还挂着旧招牌。

我爸停在巷子中段一家关了门的门面前。

卷帘门拉了下来,落着厚厚一层灰,门上贴着一张白纸:“旺铺出租。”我爸站在那门口,站了很久。

他伸手摸了摸那扇卷帘门,像是摸一个老朋友,动作很轻很慢。

就是这里。”他说,“前几年我打听到,你小姨在这条街上开了间裁缝铺子。人家说,她手艺好,缝的衣裳合身,好多老顾客来找她做衣服。”他的声音低低的,“我在铺子门口坐了一个下午,没等到她。后来问邻居,才知道她去年就搬走了。

“搬去哪儿了?”我问。

“说是被人接走了。接去哪儿,人家也说不上来。”我爸蹲下来,在台阶上捻灭了烟头,“我就知道,我又晚了一步。”

我们在裁缝街挨家挨户地打听了一个下午。

大多数人都摇头说不认识。

后来一个卖杂货的老头儿想起了一些什么:“你们说那个做裁缝的?她好像有点毛病。上回在街口迷了路,派出所的人送她回来的。后来听说社区把她接走了,说是什么……老年公寓?”

我们按着老头儿的指引,找到了街道办。

一个办事员翻出登记本,找了半天,终于抬起头:“你说的是冯玉凤老人吧?她去年就住进城南养老院了。就在城郊,往南走八里地。”办事员看了看我们,“你们是她家里人?”

“我们是她家里人。”我说。

声音有点抖。

我爸站在我旁边,没有说话。

他的右手拢了拢外套的衣领,指头一直在微微哆嗦。

出门的时候,他走在前面,脚步比来的时候快了几分。

我跟在他后头,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07

城南养老院在城郊,依着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

院墙刷成米黄色,门口挂着一块旧牌子。

我们到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钟,阳光正好,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

一位姓刘的护工领着我们穿过走廊,在一扇半开的门前停了下来。

她推开门,侧了侧身子,让我们进去。

屋里不大,靠窗摆着一张单人床,床单洗得发白,铺得平平整整。

一个老人坐在窗前的轮椅上,背对着门,头发全白了,用一个黑发卡别着。

她穿着灰蓝色外套,腿上一双黑色棉布鞋,鞋底干干净净的。

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望着窗外那棵老梧桐树。

树影落在地板上,斑斑驳驳的,像是谁把水墨洒在了那里。

我站在门口,喉咙里堵了什么东西。

我叫了一声:“小姨。”声音很轻,像怕惊着她。

她没有动。

我又叫了一声:“小姨。”她还是没有反应。

我走进去,在她面前蹲下来,仰脸看着她的脸。

她老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嘴角微微往下耷着。

她那双眼睛,浑浊的,空空的,像一汪看不到底的水。

她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像是看着什么不认识的东西。

我回头看了看我爸。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他的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蜷着,指节泛白。

他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进来,在床沿上坐了。

他没有开口说话,就那么坐着。

我蹲在小姨面前,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照片,递到她眼前:“小姨,这是你。你还记得吗?”

她低下头看了看照片。

她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认出来了。

可是最后,她抬起眼睛,目光又散开了,落在天花板上。

她嘴里低声咕哝了几句什么,我凑近了才听清:“给她存钱……要给她存钱……”

小姨,你说给谁存钱?”我问。

她没有回答。

她的目光又落回到窗外的梧桐树上。

午后的阳光斜斜照进屋里,把她的影子拉成一条长长的线。

我爸坐在床沿上,弯着腰,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没有说话,眼睛却是一直看着她的。

他看了她很久很久,像是想把她刻进眼睛里。

刘护工进来叫我们去吃饭。

我们跟小姨道了别,她依然没有反应。

走出养老院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在窗前。

白发苍苍的,坐在轮椅上,就像一尊雕像,像她这一辈子在某个角落里,等什么人来找她,等到老了。

晚上在小旅馆住下。

外头下起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

我爸坐在窗边,拿着一张车票翻来覆去地看,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躺在上铺,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子里都是小姨那双眼睛,空空的,看不到底的。

她在等人找她吗?

她还记得她有个姐姐吗?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养老院。

刘护工正在给小姨换衣裳,看到我进来,有些意外:“这么早就来了?”我说:“睡不着,就过来了。”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透过半掩的门,看着小姨坐在床上,任由护工给她套上外套。

她的动作慢慢的,像放慢了半倍的旧电影。

屋里忽然传来刘护工的声音,带着一丝惊讶:“冯阿姨,你这存折揣在枕头底下都多久了?都压弯了。”

我站起来,走了进去。

刘护工手里拿着一本旧存折,深蓝色的封皮,磨得起了毛边,边角压出了深深的折痕。

小姨坐在床上,看着那本存折,忽然伸出手,像是要把存折拿回去。

她的手悬在半空中,微微发抖。

刘护工把存折递给她,她接过去,抱在怀里,贴在胸口上,然后低下头,看着那本存折,久久没有说话。

刘护工转过头,压低了声音跟我说:“她脑子清醒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就抱着这本存折看。”她顿了顿,“我听她念叨过,说那孩子要是还在,该多大了。”我感觉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攥住了,胸口疼得厉害。

我蹲在小姨面前,把存折从她怀里轻轻抽出来,翻开。

第一页,开户日期是十几年前的冬天。

户主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印着我的名字。

郭晓梅。

我心里那座山,轰然倒塌。

08

我翻开那本存折,一页一页地看。

每一页都印着同样一串数字:五百。

每隔一年,页面上就会多出来五百。

到最后一页,余额已经攒了两万多块。

十几年了,她每年往这存折里存五百块钱,一年都没有落过。

从她还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的时候开始,到她搬进养老院,外面的世界变了一茬又一茬,她的账本里只有这一笔,雷打不动。

刘护工在旁边说:“冯阿姨前些年头脑还清楚的时候,每年腊月都自己去邮局汇钱。后来糊涂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还是惦记着要去邮局。有一回下大雪,她自己跑出去,摔在路边,腿拐了一个月。再后来就在这里养着,她连自己叫什么都记不大清了。可她还是隔三岔五地念叨‘要给她存钱’。

我握着那本存折,冰凉的封皮在我手掌里慢慢变热。

我看着小姨。

她坐在床上,低着头,白发从耳侧滑落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她像是已经忘了刚才发生的事,又开始望着窗外那棵梧桐树。

树梢上停着两只麻雀,叽叽喳喳地闹了一会儿,又飞走了。

我喊了一声:“小姨。”她没有应。

我又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发抖。

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像一尊塑像,坐在那里,与世隔绝。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存这些钱,是给她的孩子。”刘护工轻声说,“她一直念叨,总说‘她没钱养孩子,只能存一点’。后来存着存着,就存成习惯了。”她叹了口气,“她大概是想,那孩子要是找到她了,至少手里头还有这点钱。”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我赶紧别过头去,用手背胡乱擦了一下。

我没有让小姨看见我的眼泪。

她也没有看见,她的目光还是望着窗外。

我蹲在她面前,把存折合上,轻轻放回她掌心。

她的手指动了动,慢慢合拢,把那本存折握住了。

“小姨,我就是晓梅。”我说,“你存的钱,我都收到了。”她没有说话。

可她的手指轻轻握了握那本存折,像是在确认什么。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我们中间的地板上。

我陪着她在屋里坐了很久。

我爸中午来的,带了一袋橘子。

他剥了一个橘子,掰下一瓣,递到小姨嘴边。

她低头看了看那瓣橘子,又抬头看了看我爸,没有张嘴。

我爸也没有催她,只是举着那瓣橘子,一直伸在她嘴边。

过了好一会儿,她终于低下头,张开嘴,把那瓣橘子含进去了。

我爸又掰了一瓣,递过去。

她又吃了。

两个老人就这样,一个喂,一个吃。

阳光斜斜地照在他们中间。

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

下午我们打算走的时候,刘护工叫住我们:“你们明天什么时候走?后头有空房间,可以再住一晚。”我爸摇头说:“回了,明天一早的火车。”刘护工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把话咽了回去。

她送我们到门口,临别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你们要是方便,常来看看她。她虽然不认人,可有人来看她,她能高兴好几天。”

我点头。

心里头又酸又涩。

我爸走在前头,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米黄色的房子。

他说:“你妈念叨了她一辈子,我找了她二十年。到头来,她就住在这儿。我连她搬到了这儿,都不知道。”



09

那天晚上回到小旅馆,我怎么都睡不着。

窗外的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像是老天爷也在翻来覆去地想心事。

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全是小姨坐在窗前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们退了房,又去了一趟养老院。

刘护工看到我们,有些意外:“不是说今天走吗?”我爸说:“走之前再来看看她。”小姨醒了,坐在轮椅上,依旧面向窗外。

刘护工正在给她梳头。

她看到我们进来,咧嘴笑了一下。

那笑容很浅,像是冬天冰面上裂开的一道缝,一下就没了。

我爸在床沿上坐下来,又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橘子,慢慢地剥。

小姨平静地坐在那里,任由我爸一瓣一瓣地喂她吃橘子。

我们默默地陪着她坐了一个小时。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站起来,跟刘护工说:“我们该走了。”我蹲在小姨面前,握住她那只干枯的手,轻轻地说:“小姨,我要走了。”她看着我,目光空洞,眉毛动了动,却没有说话。

我叹了口气,站起身,转身往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苍老的、沙哑的声音。只两个字:“晓梅。”

我浑身一震,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我回过头。

小姨还坐在轮椅上,可她的眼睛不再是空的。

阳光照在她脸上,那双眼好像在一瞬间被点亮了。

她看着我,目光清晰,像是一条从水底浮上来的鱼。

“你是晓梅。”她又说了一遍。

声音很轻,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

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我走回去,蹲在她面前。

她伸出那只干瘦的手,颤巍巍地伸过来,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脸颊。

她碰得很轻,像是不敢相信眼前站着一个人,像是怕一用力,那个人就碎了。

“你长得像你妈。”她说。

我的手紧紧攥住她的手指头。

那根手指头温热的,带着老人的温度。

她看了我很久,忽然又开口,声音更轻了些,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你妈……她还好吗?”我愣住了。

她记得我妈。

她记得我的名字。

她甚至记得问一句我妈好不好。

“我妈……”我的喉咙里像卡了一块石头,“我妈她……她走了。走了十几年了。”小姨的手指头轻轻抽动了一下。

她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睁开。

我跪在她面前,握着她的手,不敢动,不敢说话,怕惊着她,也怕自己一开口就哭出声来。

她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那双眼睛又恢复了空空洞洞的样子。

她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她轻声说:“是谁?”刘护工走过来,轻声说:“冯阿姨,这是来看你的晚辈,记不得了?”小姨摇了摇头,又看了看我,目光散了,又转回窗外去了。

那一瞬间的清醒,像流星划过夜空,亮了一下,就消失了。

她的手指头还攥着我的手指头,没有松开。

我跪在她面前,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落在她的手背上。

她没有动,也没有松开手。

刘护工在旁边轻声说:“老太太能清醒这一阵子,真是难得。”

我爸站在门口,背过身去,肩膀微微颤动着。他在裤兜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一包烟,走到走廊里去抽了。

10

那天下午,我们准备离开。

刘护工帮小姨换了身干净衣裳。

她坐在轮椅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别着一枚黑色发卡。

她看起来像一尊旧照片里的人。

我爸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牛皮纸信封,抽出那张旧照片,走到小姨面前,递给她。

小姨接过去,低头看着。

她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认不出来了。

她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爸,说了一句:“姐,孩子跟着你……”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几个字像是消散在风里。

然后她低下头,把那张照片贴在怀里,抱着,不撒手了。

她在那一瞬间,看到照片上的两个人。

她的姐姐,她的姐姐怀里的孩子。

也许她记起了什么。

也许她只是依稀记得,那张照片对她很重要。

重要到她即使忘掉了全世界,也舍不得松手。

刘护工说:“让她留着吧,她晚上也能看看。”

我们出了养老院的大门。

太阳已经偏西了,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爸站在门口,掏出一根烟来点上,吸了两口,就站在那里看着院子里那棵梧桐树。

过了很久,他开口说:“你妈要是知道自己找到了凤儿,她应该会放心了。”

“她一直在等她。”我说。

我爸没有接话。

他把烟熄了,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我跟在后面。

走了一段,他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声音像是被风吹得有些散:“明年,咱们还来。”我说:“好。”

火车是傍晚的。

我们坐在候车室里,人声嘈杂。

我爸坐在我旁边,手里捏着一张车票,翻来覆去地看。

他没有说话,可他捏着车票的手,一直在微微发抖。

上了火车,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头靠在窗玻璃上。

窗外的一切开始慢慢倒退,田野,电线杆,远处的楼房,最后是那栋米黄色的养老院。

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肩膀轻轻耸动。

我别过头去,看着自己这一侧的车窗。

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四十多岁了,眼角已经有皱纹。

我在心里默念着妈,你找到了。

她在省城。

她活得好好的,她还在世上。

火车驶过一片田野,夕阳沉下去,把半边天烧成金红色。

我握着小姨给我的那本存折,冰凉的封皮在掌心里慢慢变热。

那本存折里头,藏着一个老人半辈子的念想。

她每一年往里面存一笔钱,就像是在心里头点一支蜡烛。

她不确定那些蜡烛能不能照到我要走的路,但她还是固执地举着。

我爸靠在窗前,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他的头微微歪着,嘴角轻轻耷着,呼吸平稳。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忽然发觉他那些年一个人去省城,一个人找,一个人等,一个人失望,回来也什么都不说。

他跟我妈一样,把话藏在心里,藏得太深了。

车窗外夜色渐浓,田野变成一片深蓝色的海。

我闭上眼睛,那张旧照片上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两个女人,抱着同一个婴儿。

一个在笑,一个也在笑,笑得那么淡,像是早就知道往后要分开。

那个婴儿是我。

她们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用生命留下我,一个用一辈子养大我。

两个人默契地用一个谎言,把这件事捂了三十多年。

我没有恨谁。

我只觉得心口发酸,眼里发胀。

阳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彻底落下去了,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把人影照得昏黄。

我握着你给我的存折,心里头默默地说:小姨,明年腊月,我来看你。

以后每一年,我都来看你。

那个下雨的晚上,我爸把沙发挪到窗边,他拿出一张旧照片,上面两个女人抱着同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是我。我这一辈子,被两个人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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