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称呼蒋介石为蒋先生，众人提出异议，彭德怀却说：这很好

1949年冬，乌鲁木齐，张治中面对一批起义官兵作报告。台下有人神情紧张，也有人对未来感到迷茫。张治中没有讲空话，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个旧军政人员怎样重新认识时代、改造思想。他在报告中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这一称呼很快引起了争议。

有人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被推翻的旧政权代表，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应再使用这种称呼。意见传到彭德怀那里，大家原以为会被删改，彭德怀却明确表示：“这很好，为什么不能发表？”他接着解释，报告主要是讲给党外人士和起义官兵听的，措辞应当让他们能够接受。

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一个称呼上。

张治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长期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却没有把和平当成一句应景话。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张治中曾到延安迎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住在张治中位于重庆的桂园，张治中还亲自过问安全保卫。

那段日子里，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参加活动，也参与和谈事务。毛泽东观察得很细，注意到张治中曾将《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还撤销了康泽系统设立的一个集中营。毛泽东后来对他说：“我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治中听后很意外，追问依据，毛泽东便把这些事情一一说了出来。

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签订后，张治中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张治中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人到机场迎接，这使张治中后来常说，自己“三到延安”，毛泽东每次都亲自迎送。

这种交往并没有随着局势恶化而立即中断。1949年4月，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来到北平。谈判因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而破裂，他原准备返回南京复命，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清楚，张治中此时回去，处境可能十分危险。

4月25日，周恩来到张治中下榻处，提出一同到机场接人。飞机抵达后，张治中看见了自己的家人。周恩来没有用长篇说服，而是把家人接到北平，用实际行动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张治中感慨道：“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此后，他决定留在北平。

留北平并不意味着张治中立刻就能摆脱旧身份。起初，他不愿担任职务，曾对毛泽东说，过去的阶段已经结束，自己也成了“过去的人”。毛泽东没有顺着这句话往下说，只是用了一句家常话回应：“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

这番谈话，实际涉及新政权如何对待旧政权人员。张治中不是战场上被俘的将领，而是曾代表国民党参与和谈的高级人物。让这样的人继续参与国家事务，既是对个人经历的判断，也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体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张治中参加了筹备和相关工作。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张治中注意到，公告中只写“委员五十六人”，没有列出全部姓名。他认为，既然是向中外公布的正式文告，就应当把五十六名委员的名字全部写出。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认为这样能够显示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阵容。这个细节虽小，却说明张治中已经不是旁观者，而是在认真参与新国家的制度安排。

同年11月，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谈到西北工作时说：“咱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张治中笑着回答，自己听从安排，谈不上什么合作。毛泽东随后提出，希望他协助彭德怀负责西北事务。张治中原以为是担任顾问，毛泽东却说明，是担任副手。

从曾经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到新政权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身份变化很大。张治中没有讨价还价，只说：“只要是您交代的，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11月下旬，他前往西北，并参与新疆起义部队和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工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怎样改造》的报告出现了。起义官兵既有军队旧习，也有对前途的担忧，简单的政治口号未必能解决问题。张治中以自己的经历说明，改变并不是一句“划清界限”就能完成，还需要承认过去、分析过去，再选择新的道路。

所以，报告里出现“蒋先生”三个字，并不等于替旧政权辩护。彭德怀坚持发表，恰恰是因为他看到了实际效果：对于刚刚起义、身份复杂的人员，过于生硬的称谓可能造成隔阂，能够把话听进去，改造工作才有基础。报告后来由《新疆日报》刊登，并被《甘肃日报》《群众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转载，还被印成小册子，供相关人员学习。

张治中此后继续担任政协和国家方面的职务，参与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也长期关照他的生活。1952年，张治中回北京后，毛泽东曾到他家中交谈两个多小时；地方送来土特产，也常嘱咐工作人员给张治中家送一份。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周恩来参加了告别仪式，毛泽东送了花圈。那个曾在报告中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的人，留下的并非一个称呼，而是一段从旧阵营走向新政治共同体的复杂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