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成立时却没安排，毛主席震怒：这是瞎胡闹

1927年9月初，湘赣边界的土路上，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年轻人正急匆匆地赶路。这个年轻人名字叫做毛泽东，他是中央派过来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他刚刚在安源把工作部署完毕，正朝着铜鼓赶去，目的是去指挥驻扎在铜鼓那里的第三团。在赶路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情况，他被民团的哨兵给抓住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的身份亮明，就有一杆冰冷的枪顶在了他的胸口之处。

端着这杆枪的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个头中等，眼神非常锐利，他身上穿着的一身灰布军装虽然是旧的但却穿得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他名字叫周昆，是第三团第三营的一个班长，在当时正负责外围的警戒方面的工作。

到了团部之后有人认出来了——这哪里是什么可疑分子呀，这是中央派来领导起义的毛委员！团长苏先骏被吓了一大跳，当场就把周昆狠狠地训了一顿。周昆站在那里脸涨得红彤彤的，心里想着这下可完了，别说班长这个职位了，就连这身军装恐怕都保不住了。

可是毛泽东的反应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他不但没有生气，相反还笑着拍了拍周昆的肩膀，说：“警惕性高，这是好事情！革命队伍就是需要像这样警觉的同志”。

在多年以后，有人去问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昆如此宽容，毛泽东仅仅说了四个字——“那是人才”。

有一次出现“绑票”这样的事情，绑出了一段缘分。毛泽东记住了这个名字叫做周昆的班长，而周昆从那一个时刻起，就把自己的一生跟眼前的这个人捆绑在了一起。

在那一年，周昆二十五岁。在秋收起义之后，部队上到了井冈山。周昆跟着毛泽东一路前行，一步一步地往上升——从班长升为排长，又从排长升为连长。

在1928年朱毛会师、红四军成立的时候，周昆在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第七连担任连长，他带兵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打仗的时候非常勇猛、不要命。

在1930年他已经成为了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的纵队长，没有过多长时间又被调任为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的师长——从连长到师长，仅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在1932年，红四军军长王良在前线牺牲了，周昆接任了这个职位。

红四军是什么样的来头呢？那是朱毛红四军——是井冈山会师之后的老底子部队，历任的军长分别是朱德、林彪、王良，还有周昆。

能够坐上这个职位的人，不是一般的“能打仗”就能够解释得通的。在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八军团，周昆被任命为军团长。

在红军时期一共就组建过十个军团，能够当上军团长的人，后来要么成为元帅，要么成为大将，要么成为战死沙场的烈士。

可以说红八军团打从一出生开始就命运不太好——它的总体兵力大概有一万人，而所拥有的枪支仅仅只有三千多支，其中大部分人员是刚刚招募进来的新兵，这些新兵既没有经历过战斗，也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是一支在仓促之间拼凑组建起来的空有其名的部队。

在1934年11月的末尾阶段，湘江战役正式打响了，国民党方面投入了三十万的重兵，在湘江的两岸布置下了如同天罗地网一般的防御体系。

红八军团所肩负的任务是最为繁重的——要负责掩护主力部队渡过湘江，结果被国民党军紧紧地咬住不放，只能一边进行战斗一边向后撤退。

在前面是湘江横亘，在后面有追兵紧逼，在头顶上还有飞机盘旋，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密集的炮火，一万人就这样被无情地卷入了湘江那充满血腥的江水之中。

等到他们拼尽死力渡过湘江的时候，原本的一万人仅仅只剩下了一千多人，几乎达到了全军覆灭的程度。

在湘江战役结束之后，红八军团被撤销了部队的番号，周昆被调动到红一方面军去担任参谋长这一职务。在长征到达陕北地区之后，他又先后承担起红军学校校长、抗日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师长等职务。

1937年7月，全面抗战正式爆发了，红军的主力部队被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在改编人员名单公布的那一天，一一五师师长是林彪，副师长是聂荣臻，政训处主任是罗荣桓——领导班子确定下来了，然而周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师的主要领导人员名单之中。当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窑洞里面批阅文件。

“周昆没有被安排职务吗？”秘书小心翼翼地轻轻点头。毛泽东把手中的笔往桌子上一放，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说道：“这简直是瞎搞乱搞！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革命同志，是从井冈山一路战斗过来的，曾经担任过军团长，也曾经担任过方面军参谋长——像这样的人你不给他安排职务，你打算安排谁呢？”

他很少会使用“瞎胡闹”这样的词汇，能够用这个词，就说明他真的是动了很大的火气。

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干预之下，周昆被安排进入了一一五师去担任参谋长这一职务。一一五师是以中央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作为基础改编而成的，是八路军三个师里面武器装备最为优良、战斗能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师。

在1937年9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这个地方打了一场震惊了中国和外国的漂亮胜仗，歼灭了日军一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这样的一个神话。

作为参谋长，周昆参与到了战役的全部筹划工作以及组织部署工作之中。在那一仗打完之后，他站在平型关的山坡上面，心里头有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畅快感觉。可是他并不知道，人生最为辉煌的那个时刻，往往也正是急转直下的起始点。

1938年2月这个时间段，周昆接受命令前往第二战区的驻地临汾去领取一一五师在当月的军用钱款——六万元的法币。

他把钱领取完毕之后带着一名警卫员踏上返回的路程，在半道上对警卫员说道：“我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临时对行程进行改变。

这个挎包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文件，你马上返回师部，把它交给作战科的王科长”。

警卫员没有过多去思考，接过挎包就朝着师部赶去。可是当一一五师作战科的科长王秉璋把挎包打开的时候愣住了——里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重要文件”，仅仅只有三万块钱和一张写着字的纸条。

纸条上面写的内容很简单：“总共领取了六万块钱，我拿走了三万块，另外三万块交给警卫员带回去，希望进行查看并收下”。

这个消息传播开来之后，一一五师整个部队都受到震动。部队马上展开搜寻的行动，可是周昆就好像一块石头沉入大海里面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中国共产党随后对周昆作出“背叛革命，带着钱财偷偷逃跑，开除党籍”这样正式的定论。

那个在1927年9月于湘赣边界的地方扛起枪的来自平江的青年，那个在湘江发生的激烈血战里面带着一千名残余部队突出敌人包围的军团长，那个在平型关的山上看着被击毁的日本军队车辆的参谋长——在山西的某一个地方，走进了历史所存在的空白区域里面。

他消失不见的那个地方，没有树立墓碑，没有留下记录，什么都不存在。存在的仅仅只有那张写着字的纸条，和那句“希望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