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英遭小报围猎，哈里又提戴安娜悲剧，王室这次慌不慌

查尔斯国王的小儿子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马克尔，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后重返英国。这一回归在英国引发了强烈反响，小报的反应几近疯狂。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媒体，几天来都充斥着相关报道和分析，与此同时，关于他们的确切信息却寥寥无几。除了他们确实回来了，人们几乎无从得知更多细节。

为何一次看似平常的迁居会在英国社会引发如此巨大的波动？这一事件揭示了英国人与君主制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哈里和梅根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有人视他们为年轻一代的象征：他们挑战王室的传统束缚，争取更多自由和自主，就像哈里的母亲戴安娜一样。戴安娜于1997年去世。

支持者认同这对夫妻的愤怒：他们相信，梅根曾因其肤色在王室中遭遇种族歧视。他们也理解哈里对煽情小报的愤怒；哈里称这些媒体令他们的生活痛苦不堪。这显然是他们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关键原因。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虚伪。对于这些人来说，哈里和梅根是渴望关注的自恋者，却又抱怨无法获得宁静。他们刚摆脱英国狗仔队，便在回忆录《备胎》、奈飞纪录片《哈里与梅根》中公开私生活，还在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上批评王室。这样的举动难以被视为退隐。

许多人还对他们辞去王室职务，却仍然使用“苏塞克斯公爵”和“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感到不满。对普通工薪阶层来说，这对夫妇不断诉说自身的苦难，显得过于矫情：享有极高特权的人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哈里围绕贴身保镖费用的法律斗争也让人困惑。既然他已脱离王室，为何不自掏腰包支付安保费用？

其中似乎还夹杂着自我抬高的意味。他所面临的危险，真的如他所言那般严重吗？为何他不断走入公众视野，却又抱怨自己过于曝光，要求持续的保护？梅根也因此招致更多嘲讽。她在节目《与梅根共度美好时光》中，通过“一如既往”系列产品，将自己塑造成生活方式顾问，传播一些普通的正念建议。当然，这对夫妇迅速将外界对梅根的反感解读为恶意攻击。

同时，英国人对哈里和梅根的关注，鲜明地反映出民众与君主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王室应代表英国理想，成为人们心中美好形象的化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堪称这一角色的典范。她的谦逊、勤勉、无私、谨慎、礼貌和善良，正是英国人乐于看到的自身形象。但另一方面，公众也渴望故事和丑闻。王室毕竟也是娱乐产业的一部分。纳税人希望得到回报；如果所有王室成员都像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那样得体而乏味，小报早已无以为继。

人们固然会在哈里越出常规时表示愤怒，例如他曾身穿纳粹服装参加派对；但与此同时，公众也期待这样的刺激。王室同样需要展现那些循规蹈矩的英国人自己克制的颓废、不道德与无节制。君主制应笼罩在神秘与传奇的氛围之中。但公众又急切渴望窥探私密内幕。王室越是封闭，这类揭露就越具吸引力。从中获利的，不仅是那些本质上保守、却以维护体面之名每日呈现各种丑闻的小报，也包括王室本身。对王室而言，没有什么比被人遗忘更具毁灭性。这一切既矛盾又虚伪，不过众所周知，矛盾从未真正害死过谁。

对哈里和梅根的喧嚣，只有放在戴安娜的故事背景下才能理解。围绕梅根展开的这出悲喜剧，仿佛是“戴安娜王妃”故事的一次疲惫翻拍。两者都讲述了一位年轻女性冲撞王室数百年高墙，并遭遇冷漠排斥的故事。但区别在于，戴安娜赢得了英国人的心，这并未令女王感到高兴。根据民调，梅根则遭到三分之二英国人的反感。哈里每逢谈及梅根，便不断唤起母亲的命运，也未能改善这种局面。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持续比较颇像一种公关策略，意在将梅根塑造成广受崇拜的戴安娜的某种重生。或许这确实是一种重新演绎，但其意义更多在心理层面。显然，梅根的性格在不少方面与戴安娜相似。哈里12岁时失去母亲；当时戴安娜正遭狗仔队追逐，所乘车辆在隧道中撞上混凝土柱。可以设想，哈里不仅一次次重历这一创伤，也不断以新的方式将其重演。

哈里再次认为，记者正在追逐并逼疯自己的妻子，而王室对这种危险处境缺乏任何理解。他一再表示，不愿让历史重演。因此，这一次他试图保护梅根：与王室切割、迁居美国、起诉媒体，以及要求获得人身保护。这些做法可以理解，但同时也给人一种表演之感——未必意味着刻意操纵，却带有某种失真和偏执的色彩。况且，哈里在书籍、节目和访谈中所讲述的，不只是事实，也是在将自身故事商业化。因此，人们难免怀疑，他把每一个小问题都夸大成莎士比亚式的戏剧。

王室眼下并不需要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在安德鲁与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有关的事件曝光后，英国君主制的形象本已受损。以自我为中心的哈里及其自恋的妻子，可能进一步损害王室声誉，风险不小。英国人正全力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停滞和国内政治不稳定，也在关注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能否扭转局面。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多少耐心再去理会一位被宠坏的王子：他执意将自己置于公众中心，却又抱怨自己的隐私不受尊重。

作者：大卫·西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