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郑维山重病住院后，给中央写了封信，张万年批示：非常感人

一封病床上的信，只有几件后事，却让军委领导批下八个字：“非常感人，确实感人。”

写信的人叫郑维山。

二〇〇〇年五月，他已经八十五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他把大儿子叫到床边，自己口述，秘书记录。

他不是要待遇。

也不是要照顾。

信里第一句话，就把生死摊开了：“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

这话从郑维山嘴里说出来，不突兀。

十五岁参加红军，十八岁已经是红四方面军里年轻的师政委。雪山草地、张家口、石家庄、平津、太原、河西走廊，他都走过。

枪林弹雨里活下来的人，到了最后，最怕的反倒不是死。

他怕麻烦组织。

一九九八年四月，郑维山例行检查，医生发现他肺部有阴影。反复检查后，结论落下来：肺部肿瘤，要做切除手术。

家里人起先瞒着他。

他看出来了。

他撂下一句：“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是个死，我们这些人要死也早死过几回了，不要跟我打什么埋伏。”

话说开了。

手术前，麻醉方案摆在眼前。他年过八旬，却提出不要全身麻醉，担心影响日后记忆和恢复。

进手术室前，他还像在布置战斗：“战斗就要打响了，集中兵力集中精力，按计划打下去就是了。”

这不是玩笑。

老部队的人听得懂，郑维山一辈子就是这种口气。

手术后三天，他下床了。

第五天，他出现在走廊里，工作人员吓了一跳。三个多月后，他还去了老部队军史馆开馆仪式。

看上去，老将军又扛过去了。

可病没有放过他。

一年后，病情变化，他又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化疗。到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九日，领导和医学专家决定把他转到解放军总医院。

转院那天，他只提了一个条件。

要回家一趟。

医生劝，家人劝，都没劝住。

他说：“我有重要事情，一定要回去一趟。”

那趟回家，不是为了多看几眼屋子。

他要写遗嘱。

遗嘱大意很清楚：死后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尸体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到了总医院，他又觉得不够。

他对秘书说，那次回家写的遗嘱还要重写，除了“不搞遗体告别、不办追悼会”等要求，还要加上一条：遗体交医院解剖。

骨灰也改了。

原先想撒到大别山、祁连山和河西走廊。后来他又说，别再给兰州军区添麻烦，几个孩子把骨灰撒在老家村后的大山上就行。

他把路越走越短。

把事情越减越少。

病床边，他口述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信里有几个请求。

第一，自己不行的时候，适时停止治疗，多节约些医疗经费，也算对党的最后一次贡献。

第二，把最后一个月工资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

第三，平时积存的书籍，送给大别山一个学校，给山区孩子用。

第四，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不搞任何形式送别仪式。尸体供医学单位解剖后火化，骨灰撒在大别山屋脊洼的山上。

信尾，是四个字：“最后一个敬礼！”

这不是临终漂亮话。

郑维山早年就是大别山出来的孩子。

一九一五年，他出生在河南新县泗店乡屋脊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一年私塾，放过牛。

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从一个放牛娃到开国中将，中间隔着的不是一句“传奇”，是一次次行军、负伤、突围和等待命令。

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参加过川陕苏区斗争，也经历了长征。后来到晋察冀，他又成了聂荣臻手下重要的军事干部。

解放战争中，郑维山在华北战场打出了名声。

张家口撤离时，他指挥部队抗击国民党军三天三夜，迟滞傅作义部强攻，掩护晋察冀解放区党政军机关和群众转移。

后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到达，郑维山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

他不是只会硬顶。

新保安一战，郑维山判断傅作义部必然派兵解围，派出侦察，发现从北平方向乘大卡车来援的部队。战场上一步抢先，后面的局面就变了。

这就是他的本事。

一九五五年，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他担任过北京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官越做越大，脾气却没有往享受上走。

到生命最后，他对组织提的仍是“少花钱”“少办事”“少麻烦”。

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凌晨一时十分，郑维山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第二天，解放军总医院遵照他的嘱托，对其遗体进行了医学解剖，还取出部分器官作为标本分析。

这一步，许多人做不到。

五月十日，张万年看到这封信后，提笔批示：“非常感人，确实感人。信，要保存，这种精神在人生观教育中我要讲。”

这封信很快传开了。

熟悉郑维山的老同志看完，只说这是郑司令的风格。

八十五年走到头，他没有给自己安排排场。

没有进八宝山。

没有用一场隆重仪式给一生收尾。

他的骨灰，最后回到大别山屋脊洼。那是他幼年放牛、少年站岗的地方，也是他走出大山参加红军的地方。

山上有一块天然巨石，后来被人称作“将军石”。

风从石边吹过去，树枝晃动，尘土落回山坡。

那个十五岁离家的放牛娃，最后又回到了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