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如何将生物经济打造成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压舱石”

三十五年的两端：相似的故事，伟大的合作

1989年9月，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技术转让合同，将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基因重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以7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中国。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建交十年来最艰难的时期。这笔交易的定价更耐人寻味。

据时任默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伊·瓦杰洛斯回忆，做出这一决定时，这笔交易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利润，而他仍然选择推进，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技术转让完成后，北京与深圳建起两座工厂，产能可覆盖全部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免疫需求。据默克公司官方披露，截至2009年，由这次技术转让促成的中国乙肝疫苗接种计划，避免了超过2400万人次感染、超过400万例本可能发生的死亡。

三十五年后，相似的剧情再次上演，只是方向发生了反转。南京企业传奇生物与美国强生公司合作的细胞治疗产品西达基奥仑赛(商品名Carvykti)，治疗的是复发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这是一个多数已用尽标准治疗方案、几乎已经生逢绝路的艰难群体。据传奇生物官方披露的202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业绩，该疗法当年净销售额约19亿美元，累计治疗患者超过10000人，已实现产品线层面盈利。这条价值链的终点也并不止于中美两国。经中美企业联合开发、在美国获批的创新药物，通常再经跨国药企的全球商业网络，进一步覆盖欧洲、日本与拉美市场，让中国创新药的受益范围延伸到更广泛的全球病人群体。

这两个故事之间相隔三十五年，却是对同一个故事的两次讲述，对同一个乐章的再次敲响。三十五年前，是美国的技术，拯救了中国孩子的生命；三十五年后，轮到中国的创新，去拯救美国和世界病人的生命。角色虽然发生了互换，但故事的内核与伟大的精神没有变：以生命的名义，把真正稀缺的东西交付给信任的合作方，以各自优势深度合作、互利共赢，共同拯救一个个鲜活而绝望的生命和家庭。

这提示我们，当下中美之间的生物经济合作，不仅仅是又一轮转瞬即逝的商业周期，而是一种具有强大内驱力与崇高精神追求的伟大事业，也因此正在形成一种具备自我巩固能力的结构性合作关系。

一 中美生物经济合作的新模式与自驱力

要判断中美之间这种新形态的生物经济合作是不是“结构性的”，不能只看单一案例，而要看它是否具备一种独立于双边政治气候、能够自我维系并不断内驱的动力。而这正是过去几年数据所显示给予世人的积极信号与强大信心。

当前，中国生物经济的优势已经远远不止于单纯的成本优势，而是一种系统性的速度与迭代优势。这包括庞大的生物学、化学和医学人才储备，能够快速完成招募的临床试验网络，以及可以在多个靶点并行推进管线的产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的产出规模已经反映在交易数据中。2025年全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达1357亿美元，交易数量157笔，较2024年的519亿美元和94笔交易翻了一倍以上；2026年第一季度，交易总额已达600亿美元，同比增长73%，接近2025年全年交易总额的一半。

这样的产出规模，已经不再建立在单纯的价格让渡之上，而是以密集且具备优势临床价值的早期管线为基础，在质量层面的转变中体现得更为直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依沃西单抗，在一项头对头III期临床试验（Head-to-Head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中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指标上，显著优于默沙东（MSD）的重磅产品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这也是首个在单药头对头III期研究中于该指标上证明优效性、战胜这款全球最畅销肿瘤药物的产品。此前，依沃西单抗的海外权益已于2022年底授予美国Summit Therapeutics公司，交易金额最高达50亿美元。这类交易所反映的定价逻辑，已经从“成本更低”转向“疗效更优”。

与此同时，美国医药产业面临真实而迫切的结构性压力。多家跨国药企正遭遇专利悬崖。一批曾支撑其业绩的重磅药物专利保护期将陆续到期。仅2025年至2030年间，美国市场因此面临的销售损失便超过2300亿美元。

相较于自主孵化新药所需的漫长周期与不确定性，引进一项已有临床数据支撑的成熟资产，对资本市场更具确定性，兑现周期也更短。这种压力已经清楚地体现在交易条件上。2026年1月，阿斯利康与石药集团就针对肥胖及体重管理的多肽药物组合达成合作，潜在总交易金额最高达185亿美元，其中含12亿美元预付款；此前，辉瑞就一款来自中国的PD-1/VEGF双抗肿瘤候选药物达成的合作，首付款达12.5亿美元，潜在里程碑付款最高48亿美元。涉及中国资产的对外授权交易，平均首付款已从2022年的5200万美元升至2026年的1.72亿美元，涨幅230%。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议价的主动权正在向中方一侧转移。

技术与知识的流动如今也不再是单向的。2025年，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 Myers Squibb）与中国恒瑞医药达成一项总金额最高15.2亿美元的联合开发协议，涉及早期分子管线的知识产权与研发技术共享。这与三十五年前默克向中国转让乙肝疫苗技术的逻辑构成了一种跨越时代的呼应。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中美两国站在全球医药价值链的不同环节，面对各自不同的结构性瓶颈，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深度的产业互补，而非单向的价格套利。这种耦合关系源于产业分工的必然逻辑：中国提供规模化的早期创新产出，美国提供成熟的监管通道、资本市场认可与全球商业化网络，双方各自不可替代。这已经不是一时的产业风口，而是一种正在自我维系，甚至自我强化的结构性关系。

也正因如此，它比许多其他领域里被称为“合作”的关系，更经得起政治周期的反复考验。最为突出的证据就是，2025年以来，在遭受美方诸多负面政策、法律阻碍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不仅没有放缓，反而在2026年第一季度继续加速。

然而，与这条经济曲线同步上扬的，是另一条方向相反的政治曲线。2025年12月18日，美国总统签署当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第851条款，正式生效（通常被称为《生物安全法》），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与被认定为“受关注生物技术公司”的实体发生采购关系。同批通过的还有《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简称COINS法案)，将对外投资审查由行政命令层面上升为长期性法定制度。2026年6月2日，美国“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与民主党众议员德比·丁格尔联合提出《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简称BINSA)，试图将COINS法案的审查范围明确扩展至制药研发、生物制品生产、临床研发以及对外许可交易本身，并在提案声明中直接点名批评了辉瑞与百时美施贵宝与中国企业达成的交易。6月8日，美国国防部将中国医药合同研发生产企业药明康德等列入“中国军事公司”名单。

一边是持续加速、屡创纪录的交易规模，一边是密集出台、层层加码的限制性立法。这种反差，可以概括为中美生物产业正在出现越发极端的“政冷经热”现象。产业界用真金白银投票，政治精英用立法和名单投票，两类选票投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这个反差本身，正是中美双方及生物产业界真正要面对和积极应对的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 为什么中美生物经济合作“政冷经热”

反常的现象，强烈的反差，都在呼唤我们深入思考，当前在中美关系中出现的生物经济强大自驱合作与政治领域的百般阻挠究竟根源是什么。产业界拥有真金白银的、可以量化的巨大利益，为什么这份利益没有转化为足够的政治力量，去压制那些明显更偏向意识形态、且在经济账上讲不通的阻力？换言之，“政冷经热”这个反差，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反常现象，不能简单用“美国政客的蓄意破坏”这类说法打发。集中的、体量巨大的经济利益，通常被认为比分散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诉求拥有更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65年出版的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提出了一个颠覆传统社会学和政治学认知的经典论述，即少数几家利益高度集中的大企业，往往比无组织的公众更容易形成有效的政治影响力。

而现实是，辉瑞、百时美施贵宝这样体量的企业，每一笔交易都以数十亿美元计，理应是教科书式的“集中利益方”，却可以被国会议员在公开声明里直接点名批评，称其交易“威胁美国制药生产的未来”，而不必承担立竿见影的政治代价。深究其背后原因，至少有四层问题所在。

第一，生物医药产业尚未进入能够获得美国政府亲自代言的产业圈层。这个圈层的准入，靠的不是国会游说，而是更直接的政治接近性。在美国的现实政治里，产业界影响政策的方式早已不局限于说服议员投票这种教科书式的游说。争取行政部门高层的私人关注和公开背书，越发成为一条被科技巨头反复验证过的新“捷径”，而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为大型科技企业代言的现象则更加突出。这一点在2026年5月的中国之行中有一个可以量化的观察窗口：随行的十几位美国企业高管里，涵盖了芯片(英伟达)、汽车与航天(特斯拉、SpaceX)、消费科技(苹果)、金融(黑石、贝莱德、花旗、高盛)、工业与航空(通用电气、波音)等几乎所有对华利益攸关的核心行业。其中唯一与生物科技沾边的，是基因测序设备企业因美纳。然而它既不是把握着这一轮中美生物经济合作热潮核心的大型跨国药企，也不是最终作为交易主角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直接对手方。甚至还是中方特定产业的竞争者乃至问题方。于是，真正的现实就是，没有任何一家深度参与对华交易的跨国药企，享受与其他行业相当的总统私人邀约，也就是说生物产业完全没有进入美国政治圈。

这种缺席并非偶然，而是与生物医药产业当下在美国国内政治里所处的另一条战线直接相关。就在中国之行的半年多之前，同一届政府已经宣布将从2025年10月1日起，对所有进口的品牌及专利药品征收100%关税，除非相关企业已经在美国本土动工建厂。换言之，生物医药产业此刻正同时处于两条相互矛盾的政治战线上：一条是国会里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其对华合作的立法动议，另一条是白宫本身以关税和药价谈判为杠杆、向这个产业持续施压的国内政策。

一个已经被同一届政府在国内定价与关税问题上反复敲打的产业，很难同时又成为这届政府愿意在对华外交场合公开站台、亲自代言的对象。半导体和消费科技企业享受的“国家力量代表”叙事，建立在“我们技术领先、对方需要我们”这个可以被总统本人拿来炫耀的故事之上。而当前中美生物产业交易的实际结构，恰恰是中国资产被西方买走、中国在细分领域反超，这个叙事天然难以被包装成总统愿意站台的“赢学”故事。生物产业界因此缺少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赛道所拥有的那种，能够绕开国会博弈、直接触达行政部门最高层的政治捷径。

第二，生物产业联盟内部并不统一，削弱了整体的政治议价能力。表面上看，“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整体，但中国合作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利益并不对称。大型跨国药企从交易中直接受益，而部分美国本土的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则更多将中国同行视为在早期研发赛道上的竞争对手，而非互补的合作伙伴。这种利益分化在现实中已经显现。代表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的“美国中型生物科技联盟”在回应《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时，给出的只是一种有保留的、附加条件的支持，呼吁“在强化国家安全的同时保留那些真正惠及患者的全球合作”，而不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当产业内部本身就存在利益分歧时，行业协会就很难形成一个足够统一、足够强硬的共同立场。而分裂的游说声音，天然比统一的声音更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或各个击破。

第三，“国家安全”借口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有近乎豁免经济理性审视的特殊地位。半导体产业当年同样试图用经济数据去对抗出口管制的扩大化，但最终也未能完全挡住类似的审查扩容。这说明经济论据在“国家安全”叙事面前的严重弱势。也就是说，当前的反差并非生物医药产业独有的失败，而是几乎任何行业在遭遇“泛安全化”框架时都会面对的普遍脆弱性。一旦某个议题被贴上“国家安全”标签，继续用商业利益、产业效率去反驳，在政治上就会显得像是在为“钱”而牺牲“国家安全”。这种修辞位置上的天然劣势，是纯粹的经济理性难以克服的。

第四，政治收益与经济代价之间存在一种时间与可见度上的错位。对于提出限制性法案的政治人物而言，即便法案最终未能通过，提出本身就已经完成了一次“对华强硬”的政治表态，这种收益是即时的、可见的、可以被选民和媒体立刻感知的。而产业界因合作受限而承受的代价往往是延后的、分散在具体企业财报细节里的，很难被转化为一句可以打动选民的简单叙事。

相比之下，半导体产业当年之所以能在类似的限制性立法中争取到相对统一、有力的产业阵线，一个重要原因是限制措施同时伴随着规模巨大的国内产业补贴。相关法律既包含出口管制的“限制”一面，也包含数百亿美元级别的国内建厂补贴这一“补偿”一面。让企业有了“接受限制、换取补偿”的谈判筹码，产业协会因此可以站在一个“支持立法、同时争取更优条款”的位置上，而不必将全部政治资本都押在“全盘反对”这一种单薄的姿态上。

而目前生物医药领域的立法动议，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还是《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都只有限制，没有对应的国内产业补偿机制，产业界因此只能停留在纯粹的防御姿态里。防御姿态在政治博弈中，天然比“有得有失、可以谈判”的姿态更难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它没有给政治人物提供一个可以对外宣称的“共赢”叙事，双方只能在“支持”与“反对”这一种非此即彼的立场上对撞。

这四层机制共同说明，中美生物经济合作“政冷经热”不是一句“美国政客作祟”就能概括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制度逻辑。也就是产业理性未必会自动战胜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力量。这对思考中美双方的相关政策与合作都产生了直接而有价值的含义：如果这场博弈的天平并不必然会自动倒向产业理性一边，那么中美双方就不能仅仅把这份合作的存续，寄托在“等待美国国内理性力量自然获胜”这样一种被动的期待上，而需要更主动地思考，如何从外部为这场内部博弈创造有利条件。

三 面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进中美生物经济合作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与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会晤后宣布，双方同意共同构建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表述本身是抽象的，它需要具体的、可以被两国社会切身感知的支点去填充。生物经济合作，恰恰具备成为这样一个支点的条件。它关乎鲜活的生命和一个个正在走向破碎的家庭，拥有真实的产业互补基础，也已经在事实上经受住了双边关系最困难周期的考验。基于以上判断，如果能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推进务实举措，将比笼统地呼吁“深化合作”更具操作性，也更能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抽象表述，落到生物经济这个具体、可行且具备突出战略价值的领域。

以生命的名义推动中美生物经济务实合作。审查规则若真正着眼于军民两用技术、敏感生物数据与关键产能安全，而将以病人临床获益为核心目的的商业许可合作，尤其是聚焦肿瘤、罕见病等非军事应用领域的交易，排除在过度审查范围之外，这既符合中方的产业利益，也与美国国内那些反对审查范围无限扩大的产业声音一致，是双方有可能凝聚共识的方向。

针对产业联盟内部分裂问题，更精细的负面清单设计本身，恰恰可以成为弥合这种分裂的工具。也就是把真正涉及军民融合、数据安全的高风险交易，与以患者获益为核心的普通商业许可清晰区隔开，能够让那些对中国同行心存疑虑的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和那些从合作中直接获益的跨国药企，在“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这个问题上找到共同语言，从而把目前分裂的、各说各话的产业声音，重新黏合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政策诉求。

如果必须面对美国的审查体系，就有必要尽可能使其在“军民两用风险”与“患者获益合作”之间做出清晰区分、避免泛安全化的一刀切。中方在评估外资进入国内生物医药领域、设计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时，也需要以同样的精细度实现精准对接。这种对称性，本身也是这份合作能否持续保有政治豁免空间的一部分条件。

调动美国相关产业主体的规则博弈方式。比起试图直接说服持强硬立场的政治人物，更现实的路径，是理解并消减具体机制性弱点。既然产业联盟的分裂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针对性修补的短板，那么以适当方式引导和帮助美国国内那些与中方利益一致的力量就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这些力量既包括警示泛安全化审查将损害美国患者利益与本土药企创新能力的行业声音，也包括依然选择继续与中国企业合作的跨国药企本身。通过降低他们内部协调的成本、提升他们政策主张的清晰度和政治可见度，比空泛地寄望于“理性终将获胜”更具建设性。

同时，产业联盟内部分裂和“只有限制、没有补偿”是眼下最缺乏但又最可能撬动局面的两个环节。美国国内那些认可这份合作价值的力量，应该参考半导体产业已经走过的路。不再单纯地反对审查本身，而是主动提出一套“如果审查必须存在，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具体方案，并把这套方案与某种形式的国内配套支持。无论是针对本土早期生物科技企业的税收激励，还是专门面向中小型生物科技企业的融资便利，都要捆绑在一起去争取。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它把产业界从单薄的“反对者”，转移到“规则共同设计者”的位置上。而后一种位置在政治博弈里天然拥有更持久的影响力，也更容易同时安抚那些出于竞争焦虑而对合作心存疑虑的中小型本土企业。

更重要的是，这份合作能否持续，归根结底要靠两国国内真正从中受益的关键群体：病人、企业与地方就业。这些群体的关键驱动力并非注定会朝着有利的方向自然演化，而是需要被有意识地组织和推动。

疫苗与养老，是两条值得单独考量的路径。中国既是全球重要的病原体样本分享国，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疫苗产能国，这种双重身份本身构成了主张深化合作的筹码。而在老龄化领域，中美两国都在经历深度的人口结构转变。两国在慢性病管理、老年慢性病用药、长期护理相关技术上的现实需求高度重合，政治敏感度又明显低于疫苗或基因数据类议题，是一片可以率先耕耘、风险相对可控的合作储备地带。这些具有突出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可以有效规避“国家安全”的不利叙事。让实实在在的共赢走上前台，就能用一个个真实的鲜活故事，消解蓄意编造的虚假叙事；用每一个个体的真实需求和切身获益，证明破坏两国生物经济合作的图谋毫无事实基础，更无人道主义精神。

对企业而言，交易结构的选择需要更审慎的判断。新的合作框架必然呼唤新的合作模式，特别是精致而创新的合作细节。COINS法案已将合资类安排纳入审查范畴，但合资、股权置换等更多元的合作形式仍值得探索，尤其应该关注交易结构设计本身就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市场布局同样如此。继续拓展欧洲、中东、东南亚、日本等多元买家市场，既是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更是将两国以生命的名义推进合作拓展的全球途径，挽救更多面对死亡所绝望的个体与家庭，为中美合作创造出更加灿烂的人类意义。

三十五年前，一个不计眼前利益的决定，挽救了千万中国孩子的生命。今天，中国的创新正在挽救美国和全世界病人的生命，以及大量濒临破碎的家庭。

压舱石之所以能够压舱，恰恰是因为它在双方眼中都值得被珍视和保护。以生命的名义而合作，既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也为了更长远意义上两国人民和人类的共同福祉。这种建立在生命之上的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中少有的、真正经得起周期考验的压舱石，也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呵护，且已经有血有肉、可以务实推进的现实场景。

压舱石从来不会自行稳固，也不会因为道理讲得通就自动获胜。它需要被两国产业界与政策界用有创造性、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来悉心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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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环球财经

作者丨杨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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