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秋，巴黎，中国驻法国使馆。美国方面的沃尔特斯带着一项特殊使命登门，他此行不是为了签署文件，也不是单纯打探口风，而是想替白宫解决两个人的问题。
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微妙转折期。华盛顿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与北京接触，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性逐渐明朗。可在美国人的盘算中，有一道绕不开的障碍：两名被中国关押多年的美国人，约翰·唐奈和理查德·费克图。
会面时，沃尔特斯没有绕太多弯子。他向黄镇转达美方请求：“总统希望贵方考虑释放唐奈和费克图。”黄镇听完后回答：“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依法处理。”这句话不长，却给美国方面留下了余地。
两人的经历，要从朝鲜战争时期说起。1952年，他们以美国情报人员身份进入中国东北，任务包括搜集军事情报，并设法接应已经暴露的情报人员。长白山地区山林密集、气候严寒，行动风险极高。
当地群众发现异常后，相关部门展开侦察。经过搜寻和交火，一个秘密活动据点被发现。行动并没有就此结束，潜伏人员仍分散在东北各地，抓捕和甄别工作持续推进。
有意思的是，案件突破口来自一名主动投案的华裔美国人李军英。他在失去联络渠道后陷入困境，最终选择向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并交代了其他人员的活动线索。随后，侦查人员利用反情报手段布置接头，唐奈和费克图由此落网。
被捕之初，两人否认情报人员身份，声称自己属于民航系统。经过审讯和证据核对，他们承认受美国中央情报机构派遣，进入中国执行秘密任务。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以进行间谍活动等罪名判处两人有期徒刑20年。
案件很快引发美国政府抗议。美方坚持称两人是平民，否认他们非法进入中国，并要求立即释放。中国方面则公开说明案件经过，强调外国人员在中国境内活动，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约束。双方争执的表面，是两名被告的身份；更深一层，则是主权和法律能否被尊重。
中国并未拒绝人道安排。两人的家属获准来华探视，相关情况也通过外交渠道交涉。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曾表示，只要美国尊重中国主权和法律，双方并非不能谈判。
同年，中美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英国也曾参与斡旋。谈判断断续续持续多年，核心分歧始终没有消失。中方认为这是刑事案件，美国却试图把它变成外交施压的筹码。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后来释放了一批美国人员，显示出愿意缓和矛盾的态度。
局势变化出现在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面对苏联压力和国际格局调整，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对华政策。1971年，乒乓球交流打开缺口；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高层沟通终于突破多年停滞。
到了1971年冬，尼克松访华已经进入实质准备阶段。于是，唐奈和费克图的问题再次被摆上桌面。中方并非临时改变法律结论，而是综合考虑服刑表现、案件性质以及两国关系变化，作出了提前释放的决定。
费克图于1971年获释回国，唐奈则在1973年获释。前者的回国时间，早于尼克松访华；后者获释时，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已经继续推进。原本被视为冷战冲突遗留物的两个人，意外成为外交转折中的特殊注脚。
此后，两人都离开了情报工作。唐奈继续求学，后来从事法律相关职业；费克图也过上了普通生活。多年后，美国解密材料显示，他们在中国服刑期间并未遭受美方所称的虐待。至此，这起持续二十余年的案件，才逐渐退出中美外交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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