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民族主义团体在与土耳其和叙利亚政府的谈判中逐渐收缩诉求,而以色列和美国则放弃了对伊朗境内相关武装力量的支持。1月26日,叙利亚卡米什利,一名持枪的库尔德志愿者在检查站合影。十年前,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正与自封“伊斯兰国”的势力激烈对抗。他们不仅抵御这些在欧洲发动袭击的战斗分子,还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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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斗士”利用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在巴格达政府忙于应对其他危机时,将更多城市纳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的控制,并在次年举行了一场备受争议的独立公投。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试图效仿叙利亚的盟友,将战事扩展至城市地区,寻求建立“解放区”;而伊朗的库尔德组织则在边境地区展开了新一轮游击战。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库尔德人的自治梦想在中东复杂的现实和地区力量的重新平衡中被迫搁置。牛津大学教授埃兹吉·巴萨兰表示:“库尔德人实现领土自治的梦想,在中期内已被搁置。叙利亚国家在2011年崩溃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曾创造了机会,西方因此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如今,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地区秩序再次围绕中央的民族国家稳固下来,这既是土耳其所希望的,也是华盛顿视为更易于管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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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这是“库尔德运动自身的决定”,但也提到,自治作为一种政治愿景仍得到库尔德民众的支持;“一旦这些国家再次分裂,这一诉求将立即重新出现”。全球约有3000万至3500万库尔德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之一。尽管各国边境两侧存在家族和商业联系,库尔德人内部在历史、意识形态和语言上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主要使用库尔曼吉方言,也使用扎扎其语;而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则主要使用索拉尼方言。巴萨兰解释道:“在这一新秩序下,叙利亚和土耳其都要求库尔德人以现有国家公民的身份主张权利,而不是作为一个自治集团。厄贾兰和阿卜迪领导的运动目前接受了这一思路。这意味着从一个他们处于劣势的军事范式,转向一个长期前景更好的政治和法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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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到的厄贾兰,是正在与土耳其政府就解除武装进程展开谈判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阿卜迪则是其门徒马兹卢姆·阿卜迪。后者本周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这是库尔德武装及其自治行政机构并入叙利亚国家体系的最后步骤。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研究中心“拉韦斯特”主任罗伊·吉拉松表示:“在叙利亚,由于库尔德人口规模较小且分布分散,维持传统的领土自治并不可行。”
他指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失误在于未能理解巴沙尔·阿萨德2024年被推翻后力量平衡的变化。“如果他们此前同大马士革达成协议,或许还能保留一定程度的自治或特殊地位。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最终只能在今年1月军事失利后被迫谈判。”两国的谈判进程因两场库尔德运动及两个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并行推进。目前,叙利亚库尔德人已获得部分权利承认,包括库尔德语的官方地位和母语教育;而土耳其方面达成的协议则仅限于对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实行部分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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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松表示:“土耳其库尔德社会并不将这一进程视为解决库尔德问题,而是将库尔德问题从武装冲突中解脱出来。这场冲突已令库尔德人筋疲力尽。他们希望由政治来决定这一问题,因此存在谨慎的乐观情绪。”这点尤为重要。以往由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斗争,任何库尔德诉求都会被置于反恐框架内处理。武装斗争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启。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源自2003年美国进入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建立联邦制国家。它曾是其他国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借鉴对象。但自2017年独立公投失败后,该地区陷入政治停滞。这次公投的结果仅获以色列承认,被普遍视为时任地区政府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延长执政的一种手段。2024年举行的议会选举比原计划推迟了两年,产生了一个高度分裂的地区议会。巴尔扎尼家族领导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塔拉巴尼家族主导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导致地区政府至今未能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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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设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的中东研究所所长德拉瓦尔·阿拉丁指出,这些分歧“限制了地区政府的谈判能力”,而中央政府借此加强了自身影响力。阿拉丁说:“巴格达长期试图限制自治,主要手段是削弱其财政自主权,并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石油出口的裁决施加限制。”目前,石油出口由伊拉克政府掌控。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还反对以当地为基地的伊朗库尔德武装团体利用其领土袭击伊朗,担心招致德黑兰报复。今年2月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对伊朗发动袭击时,这些组织曾表示愿意配合地面进入行动。这一计划由以色列政府推动,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终因土耳其和其他地区盟友施压而放弃。
吉拉松说:“一些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陷入偏执,认为以色列会利用库尔德人改造地区格局。另一方面,一些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又赋予以色列近乎神话般的力量,认为它能成为帮助库尔德人获得地位的决定性力量。”吉拉松表示,伊朗局势“尚未成熟”,不足以实现库尔德人的诉求。以色列的支持问题值得关注。20世纪90年代,特拉维夫曾向土耳其提供情报和军事装备,协助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如今,以色列则试图拉拢不同的库尔德运动,以削弱地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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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过去两年中,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曾敦促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抵抗大马士革,但后者最终拒绝了以色列的支持。过去80年间,外部大国的支持一直是库尔德自治项目得以推进的关键,但也常常成为其覆灭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哈巴德共和国:1946年1月至12月间,这一政权在其支持者苏联撤出伊朗后,仅维持了数月。
巴萨兰重申:“外部支持者的可靠程度,与其自身利益一样有限。美国曾支持叙利亚民主力量打击‘伊斯兰国’,但当后者决定接受由大马士革统治的叙利亚时,美国便放弃了他们。以色列曾向伊朗库尔德人提供支持,随后特朗普又撤回了这一支持。”她总结道:“库尔德人已经三四次学到的教训是:依赖外国空军的自治,其持续时间完全取决于外国大国对它的利益能维持多久,不会多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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