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贺子珍的哥哥，建国前曾任军级干部，未授衔却成为上海建筑业元老

1953年，上海，淮海西路一带的工地上，贺敏学盯着图纸站了很久。周围泥泞遍地，工人和转业官兵正在抢工，谁也没想到，这片工地后来会成为上海展览中心的所在地。

这项工程并不普通。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需要一座规模宏大的展览建筑，用来展示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工程占地约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在当时的上海，堪称超大型项目。

贺敏学被任命为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施工期间，连续阴雨、台风、潮汛和严寒轮番袭来，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有人问他能不能按期完成，他只说：“图纸可以改，进度不能误。”

经过十个月施工，这座建筑终于落成，最初被命名为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称上海展览中心。它的建成，不只是上海城市建设的一件大事，也让贺敏学在上海建筑系统留下了深刻印记。老上海人称他为上海建筑业的元老，并非没有缘由。

有意思的是，贺敏学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城市建设。他早年走上革命道路，靠的是战场和组织工作，而不是工程技术。1904年，他出生于江西永新，贺家三兄妹中，他是哥哥，两个妹妹分别是贺子珍和贺怡。

大革命失败后，贺敏学曾被捕入狱。狱中环境险恶，他没有消沉，反而和战友建立党组织，并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7月，永新、宁冈、安福等地组织力量攻打永新县城，营救被捕同志，贺敏学就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永新城被攻克后，他获救出狱，并担任农民武装的副总指挥。这场行动发生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后来称他为“暴动第一人”。这个称呼，既指出了时间上的先行，也说明贺敏学在地方武装斗争中的作用。

敌军反扑后，袁文才、王佐率部转往井冈山，贺敏学也带着两个妹妹来到那里。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如何与当地武装相处，是摆在眼前的关键问题。

贺敏学与袁文才、王佐早年相识，三人还是同学。在当时的井冈山，贺敏学是三人中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个。他熟悉当地社会关系，也了解各支武装的脾气秉性，因此成为毛泽东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井冈山的情况，不能只看地图。”贺敏学曾提醒毛泽东，“要站稳脚跟，还得把各方面力量都团结起来。”这类建议很实际。毛泽东后来住进八角楼，与当地武装逐渐建立联系，贺敏学的穿针引线发挥了作用。

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相识相知，后来结为夫妻。贺敏学因此成为毛泽东的哥哥，但这层亲属关系并没有变成他的晋身阶梯。他曾表示：“子珍是子珍，我是我。”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他一生处事方式的写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敏学先后担任红军部队参谋长等职，已经属于军级干部。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三年艰苦岁月中，部队分散、物资匮乏，能保存力量本身就是极大的考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在部队任职，担任过皖南教导大队大队长、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第三分区司令员，以及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

按资历和职务看，贺敏学完全属于战功卓著的老干部。可是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已经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建设系统，因此没有参加授衔。未授衔，并不等于没有军队资历，这一点常被后人混为一谈。

1950年，贺敏学原本准备赴朝参加抗美援朝，陈毅却把他留在了华东。陈毅对他说：“上海解放了，华东也解放了，但防空力量还不够。”随后，贺敏学出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兼政治委员，重点负责上海以外地区的防空建设。

两年后，他转入建筑工程系统，负责华东地区的建设工作。全国抽调的部分部队集体转业为建筑工程部队，华东分得三个师，贺敏学直接带领其中两个师进入上海。军事干部改抓城市建设，跨度很大，但他把部队管理、工程调度和组织协调结合起来，逐渐摸索出一套办法。

“一五”计划期间，贺敏学又调往西北，担任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带领三万多人的建筑队伍，在西安承担多个军工项目。1957年，他原本准备调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福建方面却希望他主持全省建设。

这次调动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贺敏学接受安排，前往福建，继续负责城市建设和工程布局。无论是在上海、西安，还是福建，他都没有把地方建设看成简单的修房筑路，而是将其与工业基础、城市功能和国防需要联系起来。

1988年，贺敏学因病去世，享年84岁。属于他的军旅岁月没有留下授衔照片，转入建设领域后，却在上海展览中心等一批城市工程中留下了清晰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