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春：再论"中国挤压"，从中印"大分流"说起

夏春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太学TAIXUE》录制时照片。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略有删改，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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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挤压"：从中印"大分流"说起

夏春

新经济学家智库特约研究员

2025年10月，原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Devesh Kapur合著的《六分之一的人类：独立印度的发展奥德赛》出版。这本厚达773页的巨著，基于三千余份印度官方档案史料，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系统复盘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七十五年的发展历程。全书的核心命题直击要害，印度是人类发展史上极为特殊的"早熟国家"：它跳过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阶段，直接发展高端服务业；它的权利立法远超国家执行能力；它的全球化红利主要被高技能精英攫取，普通底层民众却缺少向上流动的阶梯。这本书思想深邃，出版后获得了学界与读者的一致好评，Amazon上的评分是4.9/5。

书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参照系，中国。作者们不厌其烦地将印度与中国对比：土地改革、人力资本、国家能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转型……结论是清晰的、一致的、贯穿全书的：印度制造业发展不起来，根源在印度自己。

然而2026年5月，同一位Subramanian却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在PIIE发表文章《中国重商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挤压》，此文的通俗版以更加夸张的标题《中国正在抽走身后的梯子：北京的出口战略如何让穷国保持贫困》，刊登在6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两篇文章声称包括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不起来，是因为中国"霸占"了低技能制造业的出口份额，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是因为中国没有像历史上的发达经济体那样"让出"低端产业……简言之，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落后，出口不足的问题要怪中国。

同一个作者的两组观点，构成了惊人的自相矛盾。如果按照《六分之一的人类》的核心论点，印度制造业困境的根源在于其阻碍土地改革、国家能力薄弱、基础设施滞后、人力资本结构失衡，那么又何来"中国挤压"一说？一个人如果走路慢是因为自己的腿有伤，怎么能责怪别人走得太快？

"中国挤压"论一出炉，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dam Tooze就毫不客气地指出，印度学者对中国的批评，与他们在《六分之一的人类》这本书里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邢予青指出"中国挤压"论假设的世界完全不符合现实，中国在贸易上的优势不是来自于价格，而是融入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后，形成竞争力。笔者则从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结合发达国家"踢走梯子"的真实经济历史，。本文不重复这些批评意见，而是换一个角度，用《六分之一的人类》阐述的观点，去看清楚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困境究竟来自何方。

沉重的历史遗产

独立之初印度的发展起点极为低下：人均收入微薄，识字率仅18%，人口预期寿命只有32岁，城镇化率17%。社会内部裂痕错综复杂：宗教多元；存在数百种语言、方言；大量土著部落社群；种姓制度形成森严的等级秩序，层层细分的次种姓（jati）束缚社会流动；父权压迫根深蒂固。与战后东亚成功经济体（中国、日本、韩国）社会相对同质不同，印度社会高度碎片化。殖民统治也留下治理裂痕：英国只直接统治60%的领土，剩余区域由562个土邦间接管辖，各地治理传统差异巨大，给国家整合制造巨大障碍。

这些沉重的历史遗产，叠加印巴分治的血腥冲突、甘地遇刺、短时间整合数百土邦等建国危机，最终把印度引向了命运攸关的建国抉择：独立后立刻实行成年人选举，书中将此称为"早熟民主"。而欧美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之后逐步扩大选举权的，韩国、印尼、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优先推进工业化，后期才放开选举，而印度反其道而行。书中出现的第一张图就让人印象深刻：印度的民主指数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时期的美国和英国。在贫困、高文盲、社会高度撕裂的国情下直接落地选举，是一次巨大的制度实验。印度试图在民主的框架之内，同步完成四项宏大任务：锻造民族、建设国家机器、构建市场、改造社会。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也由此衍生出大量内在矛盾与悖论。

中印"大分流"折射五大发展差别

"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是经济史学界对约1800年前后东西方经济发展路径开始根本性分岔的描述：此前中国最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与英国在生活水平、市场发育上大体相当，此后西欧靠工业革命持续起飞，中国则相对滞后，差距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此后，中国崛起，与西欧在主要经济指标上的差距不断缩小，这个过程被称为"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关于中西"大分流"的深层原因至今仍是经济史研究最激烈的议题之一。

主流叙事往往将中印"大分流"归因于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但Subramanian和Kapur（以下简称S-K）用数据呈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950年，印度的人均GDP还略高于中国；到1980年，局面已完全逆转：中国在农业产出上超过印度60%以上，水稻产量是印度的两倍，识字率、入学率、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全面超越印度。

书中有一段极为关键的话："中印之间的大分流并非始于1978年的邓改革——到那时早已开始。"这意味着，1950‑1980年中国历经剧烈社会动荡，反观印度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却被全方位超越。这一史实对单纯外部归因的解释构成有力挑战：如果是外部挤压造成印度落后，那改革开放之前，“挤压” 又从何而来？

中印"大分流"根植于两国建国初期的制度抉择：中国通过革命打碎旧地主与传统上层社会结构；印度延续殖民时代的社会格局，地主、土邦精英、种姓体系完整保留，走改良妥协路线，规避大规模暴力革命，却也把前现代社会枷锁继承下来。

《六分之一的人类》用了大量篇幅分析印度制造业发展失败的国内根源。这些分析不是简单的"中国做对了、印度做错了"的二元对照，而是揭示了一套内生性系统困境，它们恰恰构成了对"中国挤压论"最有力的反驳。

1、土地改革：彻底重构vs纸面改革

书中提出一个历史观察：战后东亚工业化成功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均建立在行之有效的土地改革之上。中国1949‑1952年重新分配约40%耕地，惠及3亿贫苦农民，彻底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释放粮食剩余与劳动力；后续家庭联产承包，同样建立在土改塑造的土地分配格局之上。

反观印度，土地改革停留在政策宣示。尼赫鲁本人也承认，印度土改在海外已经沦为笑柄，计划委员会总结：印度公共事务当中，没有哪个领域的政策和现实鸿沟像土地改革这样巨大。根源正是：地主精英利用选举政治、各邦地方执行惰性，实质性阻挠改革落地。S-K只是陈述历史现实：触动既得利益的产权重构，在印度体制下极难推进。

2、人力资本：普惠基础教育 vs 精英教育优先

土地改革只是起点，人力资本投资才是决定工业化能否持续推进的关键变量。书中对中印人力资本路径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印度制造业困境的一个深层根源。

中国的路径是"自下而上"：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扫盲运动和公共卫生。1950‑1980成人识字率实现了三倍以上提升，这使得中国拥有了一支能够读写、遵守工厂纪律、接受技术培训的产业工人大军。印度则走了"自上而下"的路径：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建设印度理工学院（IIT）、印度管理学院（IIM）等精英高校，培养顶尖工程师；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长期匮乏，成人识字率仅从16%提升到约34%。IIT等院校培养了世界一流的工程师，但基层公立中小学长期投入不足。

结果是什么？印度出现了严重的"人力资本断层"。少数精英可以参与全球高技能服务外包竞争，但广大农村人口不具备进入现代工厂的基本技能。与此同时，种姓制度和父权观念固化了职业分工，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低迷。虽然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但人口数量不等于产业可用劳动力，社会结构阻碍劳动力释放。

3、国家能力：强执行能力 vs 执行失效

国家能力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分析维度，书中反复辨析一组悖论：印度可以维系宏观层面的社会稳定，避免内战与国家解体；但是微观法治、基层政策落地长期失灵。拉吉夫・甘地曾估算，印度政府拨付的每1卢比，仅有15派沙真正抵达受益人，85%的资源在层层流程中耗散。对比来看，中国行政体系具备强大资源动员与政策执行能力；而印度很多政策从一开始就难以落地。

财政层面差异同样显著，印度税基狭窄，财政资金大量消耗在各类补贴，难以大规模投入普惠公共品；印度中央国企1971‑2023平均资本回报率甚至低于政府借贷利率，公共投资持续消耗财政。

4、产业结构：完整制造业阶梯 vs 服务业优先跃迁

这是全书最核心的命题，也是反驳"中国挤压论"的最直接论据。书中第五章的标题《成功中的失败：没有结构转型的强劲增长》直击要害。

自1980年以来，印度的人均GDP增长率约为4.5%，从增长幅度、持续时间和稳定性来看，在战后全球仅次于中国、韩国和泰国等少数经济体。但印度独特之处在于：它实现了高增长国家的增长表现，却呈现出失败国家的结构特征，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始终未能成为就业吸纳的主导部门。

书中引用李光耀的话："仅靠服务业，印度无法成长为主要经济体。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不成为工业强国就能成为经济大国。"又引用"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的话："只有工业化才能给印度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摆脱'畜生般的生活'。"

印度的制造业困境，书中归因于一系列国内因素：劳动法僵化导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邦政府垄断电力供给导致制造业电力成本高昂；物流基建短板突出；土地制度改革半途而废。书中估算，即便拥有海量廉价劳动力，这些制度性成本也让印度制造业综合成本比最优水平高出75%至100%。

同时印度出现特殊版本的 “荷兰病”：IT 服务业、政府公职带来高薪岗位，拉高全社会薪资预期，优质劳动力涌向服务业，挤压劳动密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国家能够培养顶尖工程师，却生产不出海量合格普通产业工人。

5、社会结构：打破身份枷锁 vs 种姓固化

中国建国后的社会改造，弱化了传统身份等级对经济机会的束缚。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农村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寻找工厂工作。种姓制度在印度则塑造了固化的职业观念，低种姓群体很难进入正规工厂；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低迷，极大压缩了本国劳动力供给池子。绝大多数人口被困在农业和非正规零散服务业，很难平稳转移进入正规工厂。

S-K在书中对印度"发展梯子缺失中间梯级"的著名论断，正是基于以上五个层面的系统分析得出的。这不是某一项政策失误，而是一整套制度、社会、政治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套叙事的内在矛盾：外部归因掩盖内部改革难题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Subramanian身上的自相矛盾了。在《六分之一的人类》中，他和Kapur的分析框架是彻底的"国内决定论"：印度的问题在印度自己。在"中国挤压论"中，他和Chatterjee的叙事框架突然变成了"外部决定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要怪中国。

这两套叙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印度制造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改革失败、国家能力薄弱、基础设施滞后、人力资本断层、社会结构固化，那么即使中国明天将所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给印度，印度就能接得住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印度就没有足够效率和剩余的农业来支撑工业化；没有可靠的基础设施，工厂就无法正常运转；没有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企业就无法扩大规模；没有基本的国家能力，政策就无法落地执行；没有扫盲和基础技能培训，就没有合格的产业工人。

现实也反复印证这一点。大量跨国企业尝试把产能迁往印度，却因为配套供应链缺失、电力不稳、土地障碍，成本不降反升，产能落地不及预期。反观越南、孟加拉国，它们可以承接大量纺织加工，不是因为中国"让出"了市场，而是因为自身港口、电力、相对稳定政策条件已经具备。很多非洲国家不具备这些基础，即便没有中国产品竞争，也无法建立大规模制造出口能力。

到底是谁在"抽走梯子"？

笔者在一文，提到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的经典著作《富国陷阱》，书中用大量经济史证据表明，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自身完成工业化后，都转而推行自由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阻止后发国家采用它们当年用过的产业政策和发展手段——高额关税保护、专利壁垒、产业补贴、国企扶持、不平等贸易条款等——这才是真正"踢开梯子"的行为。

而《六分之一的人类》同样大量记录了殖民留给印度的沉重枷锁：两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下，本土手工业遭到系统性破坏；殖民政府重点发展掠夺型行政暴力机器，而不是普惠公共教育和产业基建；留下撕裂的社会、土邦割据的历史包袱。很多后发国家今天的制度缺陷，根源就来自殖民时代的人为塑造。

中国实践与之不同：近二十年来，中国在非洲修建了超过6000公里铁路和公路，在东南亚建立了大量经贸合作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向非洲多国实施零关税待遇。中国向外转移纺织、轻工成熟产能，埃塞俄比亚、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借此发展加工产业。这是向外搭建发展阶梯，而非抽走梯子。

"中国挤压论"混淆了两类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常的市场竞争不等于刻意阻断他国发展道路。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优胜劣汰，本土低效企业受到外来商品冲击，是全球化普遍现象；但这不等于外部国家剥夺了他国工业化的可能性。后发国家工业化失败，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殖民遗留、全球旧规则约束，叠加本国制度、社会、人力资本短板。把主要责任归于中国，是典型的归因错位。

《六分之一的人类》给我们最重要启示：外部环境只能加速或者延缓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爬上工业化的梯子，决定性因素永远是自身禀赋与制度条件。

如果土地改革、电力物流基建、基础教育、劳工制度、社会平权没有完成，就算没有强大外部竞争者，也很难诞生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制造业；反过来，内部条件完备，外部竞争反而倒逼本土产业迭代升级。越南和孟加拉国就是鲜活例证。它们与中国产品共处于全球市场环境之下，劳动密集出口产业依然蓬勃成长。不是因为中国"让出"了份额，而是因为它们具备了承接产业的基本条件：相对稳定的投资环境、可靠的基础设施、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

"中国挤压"论最大的危害，是制造一套转嫁矛盾的叙事，诱导后发国家回避真正棘手的内部制度改革，幻想只要外部竞争者消失，发展难题就自动迎刃而解。这恰恰是《六分之一的人类》全书警示的陷阱，印度历史反复证明，单纯寄希望外部环境改变，不去解决本土社会与制度顽疾，发展目标只会遥遥无期。

结语

《六分之一的人类》以海量史料告诉世界，印度的困局根植于扭曲政策、种姓社会、人力资本短板和国家能力不足交织形成的系统性内部问题。但"中国挤压"论却抛弃了这套本土结构性视角，转而诉诸静态零和的贸易假设，将后发国家工业化困境主要归咎于中国的产业竞争。笔者在详细分析了后者的理论错误，本文则指出同一作者在两份研究中的自相矛盾。

后发国家工业化受阻，首要矛盾是自身结构性缺陷，叠加殖民历史遗留与西方旧全球秩序的枷锁。真正"抽走梯子"的是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的霸权行为，而绝不是在全球市场中奋力前行的中国。

发展的梯子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空位。梯子的一部分来自本国的制度改革、社会改造和人力资本积累，一部分来自国际合作带来的技术、设备和基建支持。回避内部改革，把希望寄托于外部竞争者退场，只会让后发国家永远停留在梯子底下，仰望前行者的背影。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2012.

[2] Chatterjee, Shoumitro, and Arvind Subramanian. "China's Mercantilist Squeez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5.

[3] Chatterjee, Shoumitro, and Arvind Subramanian. "China Is Pulling Up the Ladder Behind It." Foreign Affairs, June 18, 2026.

[4] Mukand, Sharun and Dani Rodri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iberal Democracy. " Economic Journal, 2020.

[5] Subramanian, Arvind, and Devesh Kapur. A Sixth of Humanity: Independent India's Development Odyssey. HarperCollins India, 2025.

[6] Tooze, Adam. The "China Squeeze" -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Counterfactuals, Substack, August 5, 2026.

[7] 夏春. "从‘冲击’到‘挤压’：到底谁在阻碍后发国家？" 新经济学家，2026年8月28日.

[8] 邢予青. "‘中国挤压’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为印度的落后‘喊冤’的新词"，2026年8月20日

[9] 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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