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告洋状”的帽子扣在107名维权的孩子头上

星宇股份107名应届生被解约的事，最近炸了锅。

事情本身不复杂。一家年营收过百亿的车灯龙头企业，招了440名2026届高校毕业生，结果入职刚满一个月，就让其中107人在“拿半个月工资滚蛋”和“去流水线打螺丝”之间二选一。常州人社局8月25日发了通报，认定企业“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算是对这家上市公司公开打脸。周晓萍以主语全是“公司”的名义道了歉，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后来发现，这家公司查无“人力资源总监”这个岗。由此可见两次道歉的“诚意”有多深。

但真正让这件事出圈的，不是解约本身，而是一篇横空出世的“雄文”。那篇文章把学生向奔驰、大众、港交所投诉的行为，定性为“告洋状”，甚至建议国家立法把这种事纳入扫黑除恶范围，还主张对这些孩子取消社保、刑事追责。

我想说，一个写作者，一生写过一次这样的文章，手就应该剁了喂狗。

投诉到大客户，算哪门子“告洋状”？

“告洋状”三个字一出口，民族大义的帽子就扣上了。可问题在于——奔驰、大众是谁？是星宇股份的大客户，是它的“金主爸爸”。

星宇股份为什么认这些客户？因为人家手里有订单。订单背后是什么？是欧盟《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白纸黑字要求在欧洲运营的企业必须对供应链里的劳工权益负责。奔驰、大众作为欧盟市场的品牌方，供应商如果出现劳工问题，他们是要被连带追责的。

这套规则，星宇接欧洲订单的时候认不认？当然认。不认拿不到钱。

那员工拿同一套规则讨个说法，怎么就成“卖国”了？规则是你们企业签了字、盖了章、承诺遵守的，学生只是把你们违约的事实告诉你们的客户。这不是“告洋状”，这是“让失信者付出代价”。

国内渠道不是没走，是走到头了

那篇文章最会偷换概念的地方，就是说学生“绕开国内渠道”。

事实是，学生们投诉奔驰、大众之前，已经在国内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了。常州人社局那纸通报怎么来的？就是学生投诉来的。

问题是，国内渠道走到头，有时会发现那是一扇旋转门——你推了半天，以为到了出口，结果又转回来了。比如说，问责到一个“查无此岗”的人力资源总监头上，这种救济还有什么意义？

国内渠道走不通，国际规则能“咬人”，学生去咬一口，有错吗？这不是“绕开”，这是“走投无路”。奔驰立案了，大众在查，港交所在核，IPO短期无望——这些机构的反应本身就说明，“洋规矩”在保护劳动者这件事上，比某些人嘴里的“家丑不可外扬”管用得多。

最恶毒的，是把维权者打成“黑恶势力”

这篇文章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在这里——它建议对107名应届生取消社保、刑事追责，甚至纳入扫黑除恶范围。

107个孩子，刚刚毕业，第一份工作，应聘的是研发和技术岗。他们被强行调去流水线，被逼着签“个人原因”离职，威胁是“不配合会影响行业背景调查”。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不想让一家年赚6.69亿的公司用半个月工资把自己打发了。

然后有人要把他们打成“黑恶势力”？

这帽子太大了。大得让所有普通人都觉得头皮发麻。如果维权就是“黑恶”，如果投诉海外客户就是“告洋状”，那我们以后被欺负了，是不是只能跪着？

“家丑不可外扬”？那也不能把家丑裹在国旗里

“家丑不可外扬”，这六个字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护身符。问题是——谁的家？如果是“家”，家里有没有公道？如果家里没人主持公道，凭什么不许孩子出去喊冤？

这些学生投诉到奔驰、大众、港交所，不是在“拖累国家”，不是在“污名国家”。他们是在用国际通行的商业规则，倒逼一家中国企业遵守自己承诺过的标准。他们维护的是自己的劳动权益，是写在《劳动合同法》里的权利，不是外国人的利益。

爱国主义是好东西，但有时真成了流氓的避难所。当有人用“告洋状”的大帽子扣在维权者头上时，不过是想用民族主义的遮羞布，挡住资本对劳动者赤裸裸的压榨。

星宇股份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一年减少2894名员工，劳务外包工时翻了几倍，社保公积金缴纳不足——这些问题不是意外，是常态。而那个替资本写“雄文”的人，用“家丑不可外扬”六个字换取流量，这才是真正的“吃人血馒头”。

这个世界必须好

我特别想对那位作者说一句话：今天我不求你调转枪口方向，可不可以恳求你，对普通人把枪口抬高10厘米？

那些孩子只是想要一份工作，想要一个公道。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个世界必须好。而让这个世界变好的第一步，就是别再让那些替资本说话的人，把脏水泼在维权的年轻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