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参加南昌起义，建国后因犯错被罗荣桓批评，差点无缘参加开国授衔仪式

1955年秋，北京举行授衔仪式时，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将领却没有出现在授衔名单中。他不是战场上的无名之辈，也不是资历不足，而是此前在工作和个人问题上犯过错误。此人名叫聂鹤亭。

聂鹤亭1905年出生于安徽阜阳。幼年家境贫寒，读过私塾，也曾因无钱中断学业。后来，在家人支持下，他重新进入小学读书。16岁那年，他考入安庆皖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人生由此出现转折。

安庆求学期间，聂鹤亭参加过当地学生反对削减教育经费的抗议活动。军阀势力出面镇压，学生的力量很快被压制。教育经费虽然在舆论压力下得到增加，但制造冲突的人并未受到应有惩处。

这件事对聂鹤亭的刺激很深。他逐渐认识到，单靠读书和请愿，难以改变积贫积弱的社会。后来他回忆起那段经历时，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要救国，不能只靠读书。”这并非一句简单的牢骚，而是许多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前的共同困惑。

1926年，聂鹤亭参加国民革命军，进入叶挺独立团。独立团训练严格，战斗频繁，他凭借勇敢和执行力，很快升任排长。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组织领导下的军事工作。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聂鹤亭随叶挺部队参加行动。起义部队南下后，局势急转直下，但他没有就此退出。12月11日，广州起义发动，他再次投入战斗。

两次起义，一次在南昌，一次在广州。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将领来说，这种经历极为罕见。广州起义失败后，聂鹤亭转赴海陆丰地区工作，随后又奉命回到家乡，设法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组织。

1930年，聂鹤亭来到江西寻找红四军。毛泽东得知来了一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军事干部后，曾接见这位老战士。聂鹤亭进入红军后，从副团长做起，第一次反“围剿”后升任团长，逐步成为熟悉作战和参谋工作的骨干。

在中央苏区，他担任过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一师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和红一师承担先遣任务，聂鹤亭被安排在关键岗位上。这样的任用，说明组织看重的不只是他的资历，更是他的军事判断能力。

遵义会议后，他继续在红一军团司令部负责作战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进入军委参谋系统，担任参谋部部长，长期从事军队指挥和作战筹划。

抗战开始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作为早年并肩作战的老部下，聂鹤亭也受到叶挺重视。叶挺希望把他调到新四军，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安排，只嘱咐聂鹤亭离开延安前去见一面。

有意思的是，聂鹤亭当时担心毛泽东临时改变决定，竟然没有当面告别便离开了延安。后来他说：“那时太想去新四军，怕事情有变化。”这次处理方式显然不合组织纪律，也成了他多年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抗战时期，聂鹤亭先后在新四军、冀中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任职，担任过干部训练班总队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区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东北，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后来又任辽吉军区、辽北军区司令员。

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三师曾提出起义。聂鹤亭没有先向上级请示，便直接表示同意。林彪、罗荣桓对此不满，认为当时该部队是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选择投降，性质更接近投诚，而不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起义。

这件事反映出聂鹤亭身上一个明显特点：战场经验丰富，处置问题果断，但有时容易越过请示程序。四野南下后，他参与宜昌、沙市地区作战以及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担任副参谋长，继续发挥了参谋和指挥方面的特长。

新中国成立后，聂鹤亭转入装甲兵建设，担任副司令员。人民军队开始从单一兵种向现代化方向发展，装甲部队的训练、装备和编制都需要重新建立。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其中，工作成绩受到肯定。

然而，1955年评定军衔时，他却没有参加授衔。根据有关传记记载，聂鹤亭对中将评定有所不满，曾向罗荣桓提出，认为自己的资历和经历应当获得更高军衔。罗荣桓听后严肃批评了他。

罗荣桓指出，评衔不能只看参加过哪些起义，还要看革命功劳、现实表现、职务贡献和组织纪律。聂鹤亭在个人生活处理及服从组织分配等方面，曾有过失当之处。罗荣桓的批评很重，甚至警告他若不改正，组织将按规定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归批评，评功归评功。罗荣桓并没有因为聂鹤亭犯过错误，就抹去他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长期革命工作的事实。经过全面衡量，他仍主张授予聂鹤亭中将军衔。

因此，聂鹤亭虽未参加1955年的授衔仪式，中央军委后来仍于1956年为其补授中将军衔。此后，他继续担任工程兵副司令员等职，1971年因病逝世，终年6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