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床戏”的性政治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Bed Trick’

我们讲述的故事如何塑造我们的关系。

插图：The Atlantic. Sources: Andy Kelvin / PA Images / Getty; Sviatlana Zhukava / Getty.

2026年9月3日

十年前，在英格兰北部，一位名叫盖尔·纽兰德的年轻女子因一起不同寻常的罪行被定罪——而且是两次。另一位女性在法庭文件和媒体报道中曾被称为“克洛伊”和“X小姐”，她指控自己曾遭受性诈骗。据她称，纽兰德伪装成一名患有慢性疾病的男子凯伊·福图恩，以博取她的芳心；这种性别欺骗得以实现，是因为两人在性爱过程中使用了眼罩。然而，每当纽兰德出庭作证时，她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她说，她与X小姐是形影不离的好友，也是公开出柜的女同性恋者；而凯伊则是她们共同的幻想对象，这一幻想持续了好几年之久。

据英国各大报纸——尤其是《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等小报——报道，这起事件的真相再简单不过：纽兰德是个掠食者，她精心设计骗局，假装自己是男性，从而诱使一位异性恋朋友陷入同性恋情。法律体系与陪审团均认可了这一报道，两次裁定纽兰德有罪（最初的一次定罪因程序瑕疵而被推翻）。纽兰德的行为，颇似那些荒诞不经的虚构故事：有人假扮成异性的模样，由此引发一连串闹剧（如《第十二夜》或《洛基恐怖秀》）；又或在暗中冒充某人的丈夫（如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情节）；甚至干脆彻底改变性别，从而引发更为深层的思考（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

但伊扎贝拉·斯科特的新书《床边把戏》堪称法律报道与文学分析之间一种令人惊叹的精妙平衡。她深知，一场备受瞩目的庭审绝非理解他人的最佳场所——尤其是了解他人如何进行性行为。斯科特写道：“庭审其实是一场讲故事的较量。它们是在构建案情、讲述故事——那些以极端手法竞相取胜的竞争性故事。”

斯科特理所当然地对探究判决是否正确（因为这早已经过诉讼）兴趣不大，而更关注此案揭示了有关性别与真相的哪些问题。她最关心的是，“床上计谋”这一在小说中屡见不鲜、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为罕见的叙事手法，究竟是如何演变成两位年轻女性之间一场意志较量的。她渴望弄清：两段截然不同的故事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这些故事又向我们揭示了关于自身的哪些信息？以及，为何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那些违背传统规范的关系与行为感到如此焦虑不安。

纽兰德案的庭审记录内容丰富，斯科特仔细研读每一页笔录，力求探寻其中的深层含义。此案涉及性侵犯罪，并掺杂了欺诈因素，其审理依据的是英国最新颁布的《性犯罪法》——该法案于2003年通过，明确规定：在“被告故意就相关行为的性质或目的误导被害人”的情况下，即使被害人曾表示同意，也视为无效。斯科特将这种形式的强奸定义为“对性自主权的侵犯——换言之，是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践踏，因而也是对自我身份、自我认同，乃至人类尊严的侵犯。”

强奸案件历来以起诉难度大而闻名；在公开报道的案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进入审判程序——而其中真正定罪的更是寥寥无几。纽兰德案更是极为罕见，因为首次定罪的关键依据是《性犯罪法》第76条——即关于欺骗的条款。（第二次定罪则援引了另一宗案件，即R诉麦克纳利案，该案裁定：“关于性别的欺骗可能使同意无效。”）X小姐所指控的情况远比单纯的“不等于不”这一原则复杂得多：由于X小姐曾被蒙骗，她所谓的“同意”实际上建立在谎言之上。

正如斯科特所发现并分析的，这场骗局可谓层层叠叠。X小姐出身于宗教家庭，与父母关系疏远，据称不久前刚刚结束一段充满虐待的恋情，这使她格外脆弱——无论是作为一位隐秘的酷儿女性，正如纽兰德所证实的那样；还是如X小姐自己所言，作为一名爱上了一位身患重病的男子的异性恋女性，她在性爱过程中从未见过对方的面容与身体。纽兰最初于13岁时在网上虚构了“凯伊·福图恩”这一角色，多年来盗用了名为卡洛的亚裔混血男子的照片和视频。其他一些女性也曾报告称，自己曾被“凯伊”在网上骗过，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通信对象根本不是男性。而在2017年定罪之后，陪审团还了解到，纽兰德此前还因金融诈骗罪被判过刑。

但纽兰德坚持自己的说法，声称她与X小姐是在一家同性恋酒吧相识的，彼此坦白了性取向，并一同沉浸于“凯伊”的幻想之中，尽管她们仍感到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支持这一叙述的证据并不充分。）纽兰德在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拥有自己的汽车，还有零花钱。然而，她却表示，在自己就读的女子私立学校里，“女同性恋”一词被视为一种侮辱，这让她对自己的性取向长期深感羞耻。她在法庭上多次失声痛哭，即便她讲述的故事细节时而前后矛盾。

斯科特对纽兰德颇为宽厚，给予她一种善意的怀疑——这是媒体，尤其是法律体系，未能或不愿给予的。对同性关系的法律认可仍是一项近期的进展，而在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过程中，律师们似乎对如何界定同性性行为——包括与物品和器具的结合、以及与传统上不被视为异性关系特征的恋物癖和其他偏好——感到困惑不已。

对斯科特而言，翻阅这些笔录成了一种荒诞的体验，更像尼古拉·果戈理的《鼻子》，而非一般的真实犯罪故事。这又怎能不如此呢？几乎每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种族、阶级、酷儿身份、性别、残疾人权利、同意——都暴露在聚光灯下。“阅读他们的故事，便能发现纽兰德与X小姐双双踏入了一个颠倒错乱的世界，”斯科特写道，“他们的理性被幻想与希望蒙蔽，目光短浅且疯狂地沉溺其中。两人都越过了某种界限，于是理智也随之消散。”

理智的丧失并不仅限于这些曾经亲密无间、如今却反目成仇的年轻女性。纽兰德案预示了日后关于性别流动性和性取向的激烈辩论，并最终促成了2025年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法律术语“女性”专指生理性别为女性的人。纽兰德案凸显了英国社会对不断变化的性别规范所抱有的极端不安；然而，自那以来的这些年里，这种不安却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给许多只想安心做自己的人带来了严重伤害。

尽管斯科特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严谨的法医调查，我们仍无法确切知晓纽兰德与X小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两人的叙述大相径庭，但这种分歧在历次庭审中基本保持一致：这是同一段关系中两种不可调和的版本。斯科特认为，纽兰德与X小姐找到了各自所需的剧情，以实现自我完整——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对伴侣——无论他们原本是至交好友，还是暗恋的女同性恋情侣。

斯科特明白，她自己也在讲述一个故事。“在试图了解的过程中，我构建起了一条情节线，”她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是一场影子审判。” 她还写道，自己“正借助文学手法——比如悬念与叙事视角——来展开叙述”，并恳请读者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此过程中，她实际上将讲故事本身也置于了审判之中：“我思索着那些在生活中、乃至法庭上都深深抓住我们的故事。我纳闷，为什么有些故事比其他故事更令人信服。”

明智地，她并未提出关于X小姐与纽兰德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宏大统一理论。她也根本无法这么做。她太清楚叙事的局限性了，绝不会逾越界限。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犯罪记者，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特殊的叙事矛盾——这种矛盾或许正是那起引发欺骗之线、最终撕裂原本应是共同故事的导火索。

纽兰德与X小姐一致认为，一切的破裂始于某个夜晚。在X小姐的叙述中，“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当时，纽兰德坚持要进行口交；X小姐则颇为抗拒，而这一行为也显得粗暴不堪。不久之后，她作证说，自己摘下了眼罩，这才意识到“凯”其实是个女人——而且一直戴着假体。而在纽兰德的版本里，当晚的争吵源于纽兰德决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违背了他们之间的“约定”。尽管纽兰德矢口否认曾有过口交，但我却不禁疑惑：为何斯科特不花更多时间去探讨第三种可能性——即，在这种复杂情境下，这本就是一场模糊不清、双方意愿皆存疑的性行为。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非毫无道理：纽兰德或许执意推进了一桩对方根本不愿发生的性事。事后，她或许才猛然意识到，这场游戏早已越界，而她此前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信任，也已彻底破裂。

当她开始着手撰写《床边把戏》时，斯科特本以为这将主要是一次对强奸法的探讨；然而到了书的结尾，她才意识到，这本书其实更多地关乎法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她还挖掘出了自己深埋已久的回忆——那是一起发生在异国他乡、久远以前的性侵事件。这一经历令她倍感情感煎熬，而追查此案所涉及的繁复官僚程序更是让她不堪重负，最终不得不放弃。但她的个人经历与纽兰德案之间的关联并非简单明了，正如她笔下的这场审判本身，也横跨了种种错综复杂的边界。“对于何为欺骗、何为真相，”她写道，“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答案。”

纽兰德最终总共服刑六年。2024年，一位时尚博主在TikTok上讲述了自己的惊人经历：她曾在至少一条视频中介绍过的女友，竟被多位评论者揭穿身份——她正是纽兰德。这位博主随后结束了这段关系。看来，纽兰德恐怕永远无法真正走出过去的阴影。至少，“X小姐”还拥有隐私的保护罩，能够守护自己的生活。

作者：Sarah Weinman著有三本书，最近的一本是《未经同意：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例以及将配偶强奸定为犯罪的数十年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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