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烈士赵一曼儿子写信讽刺毛主席，主席看信后只回复了六个字

1960年夏，北京，陈掖贤把一封信寄给了毛泽东。信中没有客套，也没有回避现实，而是借词抒怀，讽刺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和公私关系失衡。毛泽东看到后问秘书：“写信的人是谁？”得知是赵一曼的儿子，据相关回忆材料，他只说了六个字：“算了，不追究了。”

这句话背后，并不只是一次特殊的宽宥。陈掖贤的身世、性格和当时的处境，构成了这封信最复杂的背景。他不是凭空站出来议论时局，而是在个人生活、家庭记忆与社会困顿交织之下，写下了这番尖锐的话。

1929年，陈掖贤出生于湖北宜昌，小名“宁儿”。那时赵一曼已经投身革命，后来前往东北从事抗日工作，孩子则由亲属照料。1931年前后，陈掖贤被送到姑姑陈琮英身边生活，任弼时一家也与他们有来往。

孩子很难理解大人的选择。陈掖贤从小缺少父母陪伴，生活主要依靠亲属安排。1936年，赵一曼在珠河县英勇就义，年仅七岁的陈掖贤并不知道母亲已经牺牲。直到1942年，父亲陈达邦才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赵一曼留下的遗书，是陈掖贤多年后才真正读懂的。遗书中，她为没有尽到母亲的教育责任而感到遗憾，并希望儿子长大后知道，母亲是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对一个长期寄居亲属家中的孩子来说，这既是母亲留下的嘱托，也是一段迟到的身世确认。

1956年，陈掖贤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看到了赵一曼写给自己的遗书。那一刻，他才清楚地知道，照片中那位英勇牺牲的女战士，就是自己的母亲。据说，他曾用钢针在左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这一举动，既有对母亲的认同，也带着多年压在心底的复杂情绪。

此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顺遂。陈掖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却没有从事外交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他讲课有自己的思考，学生对他印象不差，但个人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始终不太稳定。

1957年，他曾参与写作谈论现实问题的文章。1957年后，社会政治气氛趋于紧张，许多人说话做事都更加谨慎。陈掖贤却不善于把心事完全压下去，这种性格既让他显得直率，也使他在日常工作和家庭关系中屡屡碰壁。

1957年，他与张友莲结婚，后来因生活矛盾离婚。张友莲此后精神状况恶化，需要住院治疗。两人后来又复婚，家庭负担随之加重，两个女儿主要由外祖母帮助照料。陈掖贤一面工作，一面承担照顾妻子的责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1960年春，陈掖贤收到宜昌老家的来信，得知家乡生活困难。那段时间，他自己的工资也不高，日常开销十分紧张。父亲曾带他到政协食堂吃饭，那里饭菜相对丰盛，有肉有菜。父亲对他说：“多吃一点。”可这顿饭并没有让他轻松，反而使他想起了家乡亲友的困境。

有一次，陈掖贤参加烈士子女聚会。席间有人谈笑，他突然情绪失控，认为大家只顾自己轻松，却没有认真面对普通百姓的艰难。他中途离席，回家后填词写信，矛头直指当时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

信中没有使用粗俗语言，但措辞尖锐，带有明显讽刺意味。尤其是对“大跃进”时期公私关系混乱、生活困难被轻描淡写等问题，他表达了强烈不满。信件辗转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询问作者身份。秘书回答说，这是赵一曼的儿子。

毛泽东沉默片刻，随后说：“算了，不追究了。”这六个字，既没有否认信中的问题，也没有展开解释，却决定了陈掖贤没有因这封信受到追究。对当时的陈掖贤来说，这或许是一场意外的缓冲，但并没有改变他长期积累的精神压力。

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朝阳区楼梓庄公社参加劳动。白天干农活，晚上开会，伙食以窝头为主。劳动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使他的情绪进一步低落。1961年，学校党委安排他住院治疗，出院后他继续工作，也与张友莲重新组成家庭。

遗憾的是，家庭困境并未真正缓解。1966年陈达邦去世，陈掖贤失去了一位与自己关系并不亲密、却始终存在于生命中的父亲。1969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他被分配到第六机床厂当工人，从讲台走进车间，开始操作机器、装配零件。

车间工作单调而辛苦，妻子住院又需要花钱，微薄工资常常不够支撑家庭开销。1974年夏天，同事发现他已经躺在宿舍里几天没有起身，主要原因是长期饥饿和身体虚弱。工友将食物送到他嘴边，才把他救过来。此后，他办理病退，生活范围更为狭窄。

1981年，机电研究院修建家属楼，陈掖贤分到一套一层住房。搬入新居后，他仍然少与人交往。1982年8月，他没有去上班，同事进入屋内时，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年仅53岁。屋中留下的物品不多，赵一曼的照片和一些纸张却一直陪伴着他。

赵一曼牺牲时，陈掖贤还是一个孩子；当他真正理解母亲的身份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是他对现实的质问，也是多年孤独、压抑和责任感集中爆发的一次表达。毛泽东的“算了，不追究了”，改变了那封信的结局，却没有替陈掖贤解决漫长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