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景帝明确规定笞刑只能打屁股——杖政史谈之十二

作者：蒋丰

汉景帝是中国历史上以“轻徭薄赋”、“约法省刑”著称的皇帝之一。可是，如果从中华帝国的“杖政史”来看，他留下的一个重要制度遗产，并不只是笼统意义上的“减刑”，而是把一件极其具体的事情写进了法令：以后打人，不能随便往身上招呼，要打屁股。这件事情，在《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里记载得非常清楚。

事情还得从汉文帝说起。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朝廷废除了黥、劓、斩趾等肉刑，以笞刑等方式加以替代。这本来是一场被后世称颂的刑罚改革，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出了问题。原来应当砍掉左脚的，改成笞五百；原来应当割鼻子的，改成笞三百。名义上不再割鼻砍脚，似乎文明了许多，但五百下、三百下真正打到人的肉身上，往往还没有打完，人已经死了。《汉书》对此说得很尖锐：“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这十个字，几乎可以说破了笞刑制度的一个根本问题：刑罚名称变轻，并不意味着刑罚后果真的变轻。肉刑是一次性残害身体，笞刑却可能在数百次连续击打中把人活活打死。板子看起来比刀子文明，板子打得太多，同样可以成为杀人的工具。

汉景帝即位后，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景帝元年（前156年），他下诏说：“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也就是说，笞刑打得太重，与重刑其实没有多少区别，即使侥幸没有被打死，往往也已经被打残了。于是朝廷下令，把笞五百减为三百，把笞三百减为二百。

可是，还是有人被打死。到了中元六年（前144年），汉景帝再次下诏：“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有些犯人，人已经打死了，规定的板子居然还没有打完。于是又把笞三百减成二百，把笞二百减成一百。

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那么这仍然只是中国刑罚史上一次“减少笞数”的改革。但是，汉景帝紧接着又说了一句非常值得研究“杖政”的话：“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也就是说，笞刑是用来教育人的，因此应当制定一套执行笞刑的具体规则。

关键就在后面这三个字：“定箠令”。过去研究汉景帝刑罚改革，常常注意“五百减三百”、“三百减二百”、“二百减一百”，因为这些数字最容易体现所谓“宽刑”。但从杖政史来看，真正有意思的恰恰是：汉景帝开始觉得，仅仅规定“打多少下”还不够，还必须规定拿什么打、怎么打、打哪里、由谁打。

于是，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提出了具体方案。第一，刑具必须统一。笞人的“箠”长五尺，手握的一端粗一寸，打人的一端只有半寸厚，而且明确规定用竹子制作。竹子上天然生有竹节怎么办？“皆平其节”——全部削平。

不要小看“削平竹节”这四个字。一根没有削平竹节的竹棍打在皮肉上，与一根表面平整的竹板打在皮肉上，后果当然不同。国家连竹节都管起来了，说明汉代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刑罚轻重不仅决定于打多少下，也决定于刑具本身长什么样。

第二，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条：“当笞者，笞臀。”该挨笞刑的，打屁股。《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然则先时笞背也。”也就是说，在这项规定出台以前，笞刑原本还可能打背部；现在朝廷明确改了，往后不要再往背上打，而是集中打屁股。

为什么改打屁股？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人的背部有脊柱，内有重要脏器，连续遭到重击，很容易造成严重内伤甚至死亡。屁股肉厚，承受击打的能力相对强一些。既然笞刑的目的按照汉景帝的话说是“所以教之”，那么就不能还没有把人“教”过来，先把人打死了。

于是，屁股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进入了国家刑罚制度的视野。这不是一个可以轻轻带过的身体部位。

后来中国历史上“打板子”，尤其到了明清时代，人们一说挨板子，常常天然想到趴下来打屁股。小说、笔记、公案、档案里面，打臀部、屁股打肿、打烂、打出血，甚至脱去裤子受杖的记载比比皆是。但如果一路往前追，就可以看到，至少在现存明确的制度记载中，早在西汉汉景帝时代，朝廷已经把“笞臀”正式写进了刑罚执行规范。

这也说明，所谓“杖政”，绝不仅仅是皇帝说一句“打四十”、“打八十”、“打一百”这么简单。真正落到人的身上，中间还有一整套身体技术：刑具多长，粗细多少，竹节是否削平，打背还是打屁股，执刑者能不能中途换人，每一个细节都会决定一个人究竟只是皮开肉绽，还是被活活打死。

汉景帝甚至连“换人”都管了。刘舍、卫绾奏请：“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执行一个人的笞刑时，中途不得更换执刑者，打完这个人以后，才可以换人。颜师古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行笞者不更易人也”。

这项规定同样很有意味。为什么不许换人？很可能正是为了防止不同执刑者轮番上阵。一个人连续打几十下、一百下，体力会逐渐下降，后面的力道自然可能减弱；如果打累了就换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继续打，那么每一下都可以保持重击，犯人死亡的危险自然增加。因此，“不得更人”实际上也是在限制刑罚执行中的暴力强度。

从这个角度看，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的这次改革，已经有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笞刑操作规程”：减少数量，规范刑具，削平竹节，限定部位，禁止换手。

《汉书》最后评价说：“自是笞者得全。”从此以后，受笞刑的人才比较能够保全性命。

但《汉书》紧接着又补了一句：“然酷吏犹以为威。”这句话尤其值得玩味。制度已经规定得如此细密，酷吏仍然可以拿笞刑来树立威风。因为任何刑罚，一旦落实到具体执行者手中，就总还有制度无法完全控制的空间。同样是一百下，有人可以打得留有余地，有人可以一下比一下狠；同样是打屁股，也可以打到红肿，也可以打到血肉模糊。国家可以规定板子长五尺、末端半寸，也可以规定不能中途换人，却仍然无法彻底消除执行者借板子逞威的冲动。

所以，汉景帝这一次改革，在中华帝国杖政史上真正值得记住的，不只是“减了多少板子”。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刻开始，国家已经明确意识到：板子是一种必须被管理的权力。

板子不能想打多少就打多少，不能想拿什么打就拿什么打，也不能想往哪里打就往哪里打。甚至连人的屁股，也从此进入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