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名单摆上会议桌时，真正让人犯难的不是军衔高低，而是名单上的先后顺序。元帅、大将人数有限，位置相对清楚；上将数量较多，排列方式一变，排在最前面的将军也会随之变化。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1955年首次授予上将军衔的，是55人，并非57人。后来王建安、李聚奎分别补授上将，开国上将总数才形成通常所说的57人。因此，所谓“第一上将”，从一开始就不是正式军衔制度中的固定称谓。
民间流传过一句“萧克镇上将”，意思是说，以萧克这样的资历和战功，也只授予上将，其他将领便不必再争论军衔高低。不过，这句话缺乏明确的原始文献依据，更适合作为一种形象说法，不能当成正式结论。
真正有据可查的，是几种不同的排列。
按姓氏笔画排列时，排在最前面的会是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等王姓将领。这种排法只是名册编排方式，便于查阅，不代表王平就是上将之首，更不涉及资历和功勋高下。
另一份重要名单，是中央军委讨论后上报的《元帅、将官名单》。在这份名单中，张宗逊排在上将名单第一位，宋任穷、赵尔陆紧随其后，萧克排在第四位。若以“上报名单”为依据，第一上将便应当是张宗逊。
授衔当天又是另一种情况。1955年9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向将官授衔，现场排列主要参考所属机关、担任职务和行政级别。萧克、李达当时都是国防部副部长，因此排在前面；萧克列第一，李达列第二，张宗逊作为副总参谋长，排在第三。
有意思的是，按照1955年军队编制军衔表中职务等级与军衔对应关系排列，结果又接近上报名单：张宗逊排在正兵团级将领之首，宋任穷、赵尔陆随后，萧克列第四。由此看来，四种排法中，姓氏笔画是一种工具性排序，真正产生争议的，主要是“上报顺序”和“授衔顺序”。
那么，张宗逊为什么能排在前面？
张宗逊早年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长期在红军基层和部队一线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是晋西北战场的重要指挥员。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长期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张宗逊的特点很鲜明：军事经历完整，部队指挥经验丰富，尤其在西北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已经是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骨干人物，职务和贡献足以支撑上将军衔。
萧克的革命资历则明显更早、更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他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经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时期，萧克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后来出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在贺龙、任弼时等人身边承担重要军事职责。
抗日战争初期，萧克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副师长。当时八路军各师的正副师长，几乎都是人民军队最早一批高级军事干部，这个职位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地位。张宗逊当时担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名义上确实是萧克的部下。
“萧克同志，按这个位置，您排在前面。”
“名单是按职务排，不是给个人定高下。”
这几句对话可以帮助理解授衔现场的逻辑：排位服务于仪式和制度，并不等于对将领一生功劳进行简单排序。
解放战争中，两人的职务差距有所缩小。萧克担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担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都是战略区层面的重要副职。但如果把视线拉回红军时期，萧克担任军团级领导的经历，仍然是张宗逊难以相比的资历优势。
因此，若比较革命资历、早期职务和历史辈分，萧克更接近“大将级”人选；若按照1955年上报的军队职务序列，张宗逊又确实排在第一；若看授衔当天的现场顺序，萧克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位上将。
两人后来都没有成为大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贡献相同，也不能反推授衔出现了错误。1955年的军衔评定，综合考虑了革命资历、现任职务、战功、部队系统和整体平衡，不是单凭某一场战役或某一个时期决定。
所以，“谁是第一开国上将”没有唯一答案。按授衔顺序，是萧克；按上报名单和职务等级，是张宗逊；按资历与军史影响衡量，萧克显然更具优势。所谓“第一”，最终取决于采用哪一把尺子，而不是两位将军之间真的存在一场正式的高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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