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天安门毛泽东画像披上黑纱，江青赠送花圈，落款：“您的学生”

1976年9月1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画像第一次以黑纱遮覆，广场上的五星红旗降下半旗。那不是普通的布置，而是一个时代正在举行的公开告别。消息传到街巷、工厂和军营，人们很快明白，9月9日发生的事情，已经从广播里的噩耗，变成了眼前沉重的现实。

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当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讣告。哀乐响起后，播音员夏青宣读了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发布的公告。

那一刻，许多地方的机器停了下来，课堂上的笔放在桌面，部队官兵集合肃立。广播没有夸张的渲染，只有一遍遍重复的事实，可正是这种克制，让消息显得更加沉重。对经历过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来说，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个政治名字，他与共和国的诞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紧紧相连。

首都的治丧安排迅速展开。9月10日，报纸刊登讣告和治丧消息；9月11日至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公开吊唁。北大厅内，遗体安放在松柏和常青植物之间，身上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两侧。

吊唁大厅门口和正面悬挂着悼念性标语，四周布置黑纱与花圈。参加吊唁的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也有曾参加土地革命、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同志。他们排成长队，缓慢走入大厅，在遗体前肃立、默哀，再从两侧退出。

队伍中，有人紧抿嘴唇，一声不发；有人走到遗体前便失声痛哭。这样的场面并不需要过多解释。许多人的半生，几乎都与那个革命年代重叠，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在他们身上交织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摆放在遗体前的一只花圈，也因落款引起了注意。花圈由江青及毛泽东子女、亲属共同敬献，挽词为“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落款写着：“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这句落款包含了两层关系。江青曾以“学生、战友”自称，既指个人经历，也带有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表达；后面的姓名，则表明花圈并非江青一人所送，而是以家属名义共同敬献。治丧场合的文字往往十分讲究，短短数语，既要表达哀悼，也要确认身份。

据当时公开报道，7天吊唁期间，前往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的群众超过30万人。北京街头从清晨到夜晚都有人等候，阴雨天气也没有让队伍中断。许多人佩戴黑纱、胸别白花，进入大厅后不喧哗，不停留，只在遗体前短暂肃立。

这种哀悼并不只发生在北京。韶山的群众来到毛泽东故居前，井冈山的干部和群众前往茨坪、黄洋界等地，延安群众到枣园、王家坪旧址凭吊，上海则有群众前往中共一大会址附近的悼念场所。人们寻找的不是一处相同的仪式，而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留下的一个个具体地点。

韶山老人毛泽荣年逾八旬，仍拄杖前往故居附近；井冈山一些老红军抚摸旧居中的桌椅和油灯，回忆早年的斗争生活。有人拿出珍藏多年的合影，有人站在旧址前默默落泪。那些物件并不贵重，却成为普通人与历史人物之间能够触摸的联系。

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侨中，也有人通过中国驻外机构参加吊唁。联合国总部在9月9日降半旗，多个国家的政府、政党和领导人发来唁电或前往中国使馆哀悼。毛泽东的逝世，因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也成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有大批群众参加，全国县以上地区按照统一安排举行追悼活动，并收听北京大会实况。下午3时，广场上的人群肃立默哀3分钟，军乐团奏响哀乐，随后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

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默哀和致悼词结束后，参加大会的群众向毛泽东遗像三鞠躬。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仍被黑纱覆盖；广场中央，国旗低垂。那层黑纱持续了数日，直到追悼活动结束，才从画像上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