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初,晋察冀边区前线,白求恩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手指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体温持续升高。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自己很难再回到手术台,却没有大谈生死,而是惦记起一件家事:请聂荣臻设法给自己的前妻留一笔生活费。
这封信写得并不长,内容也很实际。白求恩交代了身后物品的处置,希望能把尚可使用的医疗器械、药品和个人用品留给部队。同时,他提出请求,请国际援华组织或有关方面,分期给前妻一笔钱。
聂荣臻看到这里,难免感到意外。白求恩到中国,是为了支援抗战,不远万里来到敌后根据地,身边没有家人,也没有积蓄可言。临终前还能想到一位已经离婚多年的妻子,说明这段婚姻虽然结束,责任感却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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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的前妻名叫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出身于加拿大一个富裕家庭。1923年,两人在英国爱丁堡相识。白求恩33岁,弗朗西丝22岁,年龄相差十多年,但相处不久便结为夫妻。
婚后,两人去了美国底特律。白求恩在那里开设诊所,接触最多的是汽车工人和普通劳动者。他经常为经济困难的病人减免费用,甚至免费治疗。诊所的收入并不稳定,夫妻生活却还算安稳。
转折来自肺结核。
在当时,肺结核治疗条件有限,传染风险也很高。白求恩担心妻子被自己拖累,便坚持提出离婚。弗朗西丝并不愿意,她曾表示愿意陪伴丈夫治疗,但白求恩态度坚决,认为自己不能把妻子绑在一场未知的疾病上。
“你不必跟着我受苦。”
弗朗西丝没有马上接受,可在白求恩反复坚持下,两人还是办理了离婚。随后,白求恩进入特鲁多疗养院接受治疗,并主动接受当时仍在探索阶段的人工气胸疗法。治疗取得效果,他的病情逐渐稳定。
病情好转后,两人又重新走到一起。遗憾的是,复婚并没有让婚姻恢复原来的样子。白求恩把大量时间投入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夫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1933年3月,两人再次离婚。这一次,婚姻关系彻底结束,双方此后很少再有共同生活。
有意思的是,白求恩后来并没有把这段经历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他一方面认为离婚是对妻子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清楚,自己在婚姻中长期缺席,同样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因此,临终信中的那笔钱,更像是一份迟到的补偿,而不是对旧日婚姻的重新挽回。
白求恩真正改变人生方向,是在接触社会主义运动之后。1935年,他访问苏联,回国后参加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同年10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曾参与战地医疗工作,进一步形成了把医学用于救助普通士兵和民众的观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白求恩主动申请援华。1938年1月,他抵达中国,先后在武汉、延安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工作。他不满足于在后方授课,更要求进入前线,建立流动医疗队,把手术台尽量推到伤员能够送达的地方。
在晋察冀前线,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没有足够的麻醉药,就想办法节省;缺少器械,就自行改制;伤员集中送来时,他常常连续数小时甚至更久不离开手术台。聂荣臻曾劝他注意休息,白求恩却说:“战士们不能等,手术也不能等。”
1939年10月下旬,涞源县摩天岭一带战斗激烈,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伤。伤口起初并不起眼,他仍照常工作。谁也没有料到,感染会迅速恶化,最终发展为败血症。
11月7日前后,白求恩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仍不愿离开前线。到11月12日凌晨,他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临终前留下的信件中,除了对部队医疗工作的安排,便是给弗朗西丝留下生活费的请求。
这笔钱后来由有关方面设法转交。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追悼活动。毛泽东撰写《纪念白求恩》,文章刊发后,白求恩的名字也由此广为人知。至于那封信,它没有战场上的壮烈场面,却留下了一个医生在生命尽头最朴素的念头:救治眼前的人,也尽量把旧日欠下的责任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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